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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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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日维新全军覆没后,忧惧难安
牵连,那他这个同寅自然更可以不负责任了。

    第二个是杨深秀。早在山西时,杨深秀便因献鱼鳞册而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后聘请他出任晋阳书院的教习。他进京做官后,仍与张之洞保持良好的关系,并自称是张的学生。张之洞有不少信件在杨深秀手里。实行新政以来,杨深秀很活跃,张之洞对他的活动大多表示支持。张之洞担心,倘若万一查抄杨深秀的家,查出自己写给杨的信件后,岂不成了麻烦事!张之洞向已任刑部官员的儿子仁权发出急电,要儿子打听杨深秀的事,特别关注是否抄了杨家。第二天儿子回电:杨深秀虽人刑部大狱,但家却没抄。张之洞放心了。

    最令张之洞忧愁的是杨锐。作为得意门生和受器重的幕僚,从太原到广州,从广州到武昌,杨锐一路跟着他,从未分离过。那年,又是他推荐杨锐进京任内阁中书,实际上是湖广衙门在京城的耳目。这些年来,要说张之洞对待杨锐,在信任和依靠上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儿子。感情上他不愿意看到杨锐被捕坐牢,理智上更觉得杨锐不应该遭此劫难。张之洞深知杨锐和康有为不是一类人。杨锐被皇上超擢,按谕旨办事,何罪之有!即便皇上做的事大违太后之意,责任也在皇上身上,而不应当由一个军机章京来承担。杨锐冤枉!

    杨锐在好几封信里,都说起过他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分歧,他是不赞成诸如民权、议院这些过激主张的。现在,却因康有为的事而被捕入狱。一个正在成熟的国家栋梁转眼间成了囚犯,这不太冤枉了吗?要为杨锐诉这个冤!

    张之洞刚一冒出这个想法,心里又不免有几分畏难。眼前的变局是太后一手在操纵的,新旧之争演变为权力之争;从朝廷公布的官方文书上,权力之争又被说成是镇压奸佞集团的正义行为。杨锐已和康梁同被列入奸佞一类,为杨锐诉冤,岂不是为奸佞诉冤?身为国家大臣,此举岂不有和朝廷作对的嫌迹?诉不诉,如何诉?时局危急,又容不得太多的思考。张之洞为此而心如火焚。他多想找一个人来商议商议,然桑治平已不在身旁,谁可与之谈此等腹心话?

    下午,念扔过来禀报汉阳铁厂的事,说起铁厂的总办郑观应在幕友房里与众人聊天时,对谭嗣同、杨锐四章京被捕一事深为遗憾。又说督署幕友们也对杨锐遭此不测之祸叹息不已。念扔的这几句话给张之洞以启示:为避嫌疑,自己不能出面,找一个局外人来关说,既可达到诉冤目的,又可以免遭风险。现在有一个最好的人选摆在面前,那就是汉阳铁厂督办兼铁路公司总办的盛宣怀。

    此人绝对是新政的拥护者,是杨锐等人的同情者,他门路极广,且以局外人的身分出面更为妥当,但不知道此刻他愿不愿意出面?

    念扔说:“郑观应的话说得激昂,估计盛宣怀也是这个态度。再说,他现在跟我们关系密切,也不好意思拒绝。”

    张之洞说:“这不是一般的事,不能勉强人家。你不妨先去郑观应那里跟他说明,让他先用电报与盛宣怀联系。若他愿意,我再直接拍个电报。不过,所有这些都得对外严格保密。”

    一个多小时后,陈念扔回来说:“一切都办好了,您就拟电报吧!”

    张之洞沉吟一会,对念扔说:“你记吧。”

    陈念扔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美国带回的钢笔,将张之洞口授的话一字字地记了下来:

    盛京堂:

    杨叔峤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论议,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阁下所深知,海内端人名士亦无不深知。此次召见蒙恩,系由陈右铭中丞保,与康无涉。且入值仅十余日,要事概未与闻。此次被逮,实无辜受罪,务祈迅赐切恳夔帅、寿帅设法解救,以别良莠,天下普类同感两帅盛德。叩祷。

    王文韶字夔石,故称夔帅。军机大臣裕禄字寿山,故称寿帅。电报亥时发出,第二天未时盛宣怀回了一电:张制台:真电所言杨叔峤事,已转电仁和,力恳保全,圣躬未愈,有旨征医。宋伯鲁革职,余无所闻。

    仁和即夔帅王文韶,他是浙江杭州人,杭州古称仁和,以仁和代王文韶,乃是对王的尊敬。宋伯鲁乃一名很活跃的新派御史,革职自是难免。张之洞看到这份电报,心情安定下来了。

    王文韶与裕禄两人中,盛宣怀没有找裕禄而找王文韶,看来盛与王交情更深。王文韶眼下是太后的大红人,身兼总署和军机两大任,他答应保全,大概杨锐的处罚不会太重。有旨征医,莫非皇上真的病了,多半是因新政失败被囚而忧郁成病?

    北京几乎所有的衙门都卷入了新旧之争,朝政眼下不知乱到何种地步!张之洞电告儿子:遇有大事,随时报告。

    不料第二天深夜,仁权从京城发来电报:今日午后,康广仁、谭嗣同、杨锐、杨深秀、刘光第、林旭被斩于菜市口,监斩人刚毅,京师百姓观看者数以万计。未等电报读完,张之洞已软瘫在藤躺椅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重大的案件,当事人又是朝廷的重要官员,为什么不按正常的程序由刑部审讯,由大理寺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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