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军队、新式学堂这些事情，虽是这百日内的新政项目，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在皇上亲政之前，太后听政时期，便已有朝廷明令办理。显然，这些都是太后允准的事，自然不会遭到再度听政的太后的否定。在变法这件事上，他一直小心谨慎地守住纲常名教和祖宗根本这两条底线。关于这个态度，他在《劝学篇》中写得非常明白：“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张之洞想，若有人在变法上为难他的话，这几句话便足以为之辩护开脱。
这时，梁鼎芬走了进来，悄悄地附着张之洞的耳朵说：“香帅，焦山定慧寺飞江亭楹联，您还记得吗？”
梁鼎芬的这句突如其来的问话，将张之洞从沉思中唤回，他想了下说：“记得，这会子你怎么会想起那副楹联来？”
梁鼎芬压低着声音说：“自京师出大事以来，我一直在为香帅回忆着看有没有给人落下什么借口的，刚才我突然想起那年在焦山的楹联，好像有点不妥？”
张之洞的心下意识地紧缩一下：“有哪点不妥？”
“我记得，下联的末句是‘与时维新是正途’。太后现在最恨的是维新，倘若有人据此告密，说香帅您是维新派，那就麻烦了。”
张之洞的心突突地急跳起来：“那怎么办？这楹联已在飞江亭上两三年了，要收也收不回了。”
“把它刮掉！”梁鼎芬早已有了主意。“趁着现在还没有人想起这件事时，赶紧刮掉，重新上漆。到时即便有小人生事，没有了证据，他也硬不起来。”
“行，就这么办！”张之洞立即作决定，“节庵，就麻烦你到焦山去办这件事。你立刻坐小火轮去，明天夜晚把它办好。”
“好，我这就去！”
梁鼎芬说着，正要转身出门，又被张之洞叫住了：“你带一百两银票去，送给定慧寺的僧众们。”
这一百银票显然是为了堵定慧寺和尚的口，梁鼎芬佩服张之洞想得周到，答应一声，赶紧出了门。
张之洞很感激梁鼎芬的这份心意。很快，他又不安起来：楹联可以刮掉，但别的东西刮不掉呀！眼下太后最恨的是康有为，上谕写得很清楚：康“纠约乱党图谋围颐和园劫持”，又说康“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样看来，康有为乃叛逆，怪不得太后痛恨他。张之洞很悔恨不该在江宁接待康有为，更不应该资助他银两，让他在上海办《强学报》。还有，前年对梁启超的接待，也是太出格了。这些事尽人皆知，决不像焦山上的楹联那样，可以一刮了之的。正好辜鸿铭进来，他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香帅，你早已与康梁划清界限了。”辜鸿铭一本正经地说，“一部《劝学篇》，乃绝康、梁而谢天下，天下人岂能不知？”
《劝学篇》是预为防患而作，但也没有哪句说到“绝康、梁”呀，张之洞一时摸不清这个怪才肚里的小九九：“汤生，你说明白点。”
“香帅，你不记得了？《劝学篇》开篇就说‘邪说暴行，横流天下’，若有人说你是康、梁的后台，你可以明白地表示，你早就把康、梁的那一套称为‘邪说’了。你禁止康有为在《强学报》上以孔子卒后，纪年，又斥责《湘报》上的不轨文章，这就是你反邪说的行动。又有言论，又有行动，陈宝箴、徐仁铸他们能跟你比吗？所以我劝香帅你放一百个心，尽管世间风急雨骤，你却处磐石之上，风雨不动安如山。”
辜鸿铭的确给了张之洞一颗定心丸。但这颗定心丸仍不能让他完全安定下来，他想起梁启超在湖南曾办过南学会。是的，可以通过取缔它来以此表明自己坚决拥护太后，坚决反对康、梁的态度。
张之洞立即传令，命电报房火速致电陈宝箴：立即取缔反动团体南学会，禁止一切集会结社，以安定人心而维护社会秩序。
尽管下达了这个命令，张之洞的心还是忐忑不安。还有一桩事与他同样关系密切，那就是这些天被捕的人中，至少有三个人与他关系不一般。
第一个是谭嗣同。他的父亲身为湖北巡抚，与张之洞共事多年，尽管于洋务两人意见多有不合，但私交尚可。若要追究起来，谭继洵自然责无旁贷，他这个湖广总督也负有管教失严的过失。而眼下，谭继洵不知处于何种境况之中。张之洞唤来女婿念扔，让他代表自己去巡抚衙门探视谭抚台。
晚上，念扔回来告诉岳父，谭抚台虽为儿子逮捕入狱而难受，但不担心受牵连。原来出事后浏阳会馆就拍来紧急电报，告知谭嗣同怕老父受牵连，在步军衙门来查抄之前，便模仿父亲的笔迹写了一封断绝父子关系的信，这封信可以保护老父。事实上，这两天湖北抚衙也一片安静，未见有事牵涉到谭抚台的身上。张之洞听了这话后，大为宽慰，心里对谭嗣同充满爱怜。好个深明事理的孝顺儿子，在这种危急关头，还能静下心来想出如此好法保全父亲。这等气壮如牛、心细如发、又忠又孝的人，真堪称天地间的奇伟大丈夫。可惜时运不济，遭此困厄，但愿能平安渡过难关，日后作为当不可限量。身为父亲的谭继洵都没有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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