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心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这天半夜，恭王奕沂终于带着无尽的遗恨离开了人世，京师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慈禧多次亲临祭奠，又将“忠”字赐给这位小叔子，作为美谥来褒奖他一生对朝廷实际上是对她个人的耿耿忠诚。
恭王走了。翁同穌感到拦在他面前的一块巨石已自行消除，维新变法的大政可以提前推行了。康有为对他说，学生梁启超在湖南得到巡抚及司道大员的支持，湖南新政极有成就，朝廷可派员前往湖南考察，作全国推行新政的借鉴。翁同穌采纳了这个建议，从内阁调派两个中级官员，带上几个随从，星夜赶赴湖南。
说起湖南来，这半年间真可谓闹得人欢马叫，红红火火，又确乎与眼下的自然景观一个样：春光明媚，万象更新。
时务学堂办起后，招收了四十多名举人、秀才、廪生等出身的学员，完全实行新的教学方式，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受当年万木草堂的启发，更自创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讲课少，批语多。他每隔三五天，便要出一道题目让学生写一篇札记，然后就在每一个学生交来的札记后面写上自己长长的批语，往往批语是札记的两倍、三倍甚至更多。写好后，再将这个学生叫到他的备课处来详谈，容许学生反驳诘难。他针对学生的问题再一一讲解。梁启超不是将他的学生当一般人看待，而是记住曾国藩的话，把他们当作种子看待。他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为湖南也为全国培养一批维新种子来，将来通过他们的开花结果，而造成大面积的维新成果。梁启超学问好，文章好，更兼年轻，精力过人，常常一天只睡一两个时辰，从早到晚精神昂扬，诲人不倦。梁启超以他的才学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湖南士人的尊敬，时务学堂因此有了很好的声誉。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发起了南学会。这南学会实际上就是强学会的湖南分会，借此团结同好，聚集力量。在南学会的影响下，一时间湖南办起了众多学会，有不缠足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致用学会、明达学会等等，真好比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使三湘大地朝气勃勃，生机盎然。
巡抚陈宝箴、臬司黄遵宪更在这种氛围的激励下，力行新政。一面大力开发地方资源，鼓励创办企业。湖南矿务总局、湖南水利公司、化学制造公司、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公司也相继在省垣长沙开办起来。又有绅商与湖北同人合作，办起了有线电报站，小轮船公司。一面又设立课吏局和保卫局。课吏局以培训官员为主要内容，保卫局则以维护社会治安为职责。
在教育、社会团体、经济与政治各方面一派新气象的同时，湖南的报纸更是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巨大。
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四月，由学政江标发起，唐才常任编辑的《湘学报》便在长沙创刊。《湘学报》以《时务报》为榜样，旨在使读者周知世局，破除成见，达到开民智而育新风的目的。
《湘学报》为旬刊，每十天出一份报纸，分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六大门类，较多介绍国外的情况，又常有唐才常等人的时事评论，对开启湖南的新风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来到长沙不久，学政江标调离湖南，接任者即徐致靖的长子徐仁铸。梁启超和徐仁铸都认为十天一报与当今世界的快速发展极不相宜。梁启超说得好：“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于是又在湖南创办《湘报》，每日一报，熊希龄又请陈宝箴将非机密的政府公文公牍随时在报端刊发。《湘报》团结当时三湘一批时代精英，他们在报上宣传爱国，倡导救亡，鼓吹维新，批评时弊，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上，又大为超过《湘学报》。
然而这一切却引起了湖南另外一些人的反感，这些人中的积极者大多在士绅界，他们的大本营则是岳麓书院。
位于长沙城湘江西岸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创立于北宋开宝年间。匾额“岳麓书院”四字乃真宗亲手所书。北宋书院繁盛，当时各省都立有书院，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或毁于天灾，或败于管理不善，很少有存在三五百年以上的。惟独岳麓书院，九百年来一直杏坛高筑，弦歌不绝。书院不仅保持北宋开办之初的面貌，而且在元、明、清各朝都有所扩大。
这里培养了数不清的显宦名士，光是咸同时期的中兴名臣，就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刘蓉、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等一长串名单。在造就人才的同时，岳麓书院也以其独特的优势酿就了一种学问一种文化，即人们所熟知的湘学或称之谓湖湘文化，然后又通过这种学问文化熏陶化育成千上万的三湘士子，形成一派独具特色的湖湘风尚。岳麓书院于是便成了湖南官绅士子心目中的泰山北斗，获得“潇湘洙泗”的美誉。它以大门上的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向世人高标书院的自信和自傲，以“道南正脉”的讲堂横匾宣布它儒学正宗的崇高地位。
由于朱熹曾做过它的名誉山长，也由于张拭、真德秀、李东阳、王守仁做过它的教习，所以，岳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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