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来说吧，既叫醇王做督办大臣，又要派个庆王来做协办大臣。一个是皇上的本生父，一个是她方家园的亲家，这不也是用庆王来制约醇王吗？”
“正是这样的。”桑治平接着说，“依我看，太后这些年面对着以李鸿章、刘铭传为首淮军势力的炙手可热，和以曾国荃、刘坤一为首的湘军势力的倚老卖老，总在设法寻找一个非淮非湘，而又能独当一面的人来培植，以便制约湘淮两股力量。以我冷眼观察，这个人便是张香涛。”
堂弟这些年的迁升速度确有当年左宗棠飞黄腾达的架势，但做为湘淮力量的制约人，张之万倒没有从这个方面想过，经桑治平这一提醒，他有点恍然大悟似的。
“香涛这些年也还争气，尤其是镇南关那一仗，打得太漂亮了。你不知道，战前我还真为他担心，生怕他成了第二个张树声。祖宗保佑，他没有给张家丢脸。”
“所以，我以为在今后的年月里，张香涛将作为文武兼资的社稷之臣受到太后的器重。故而，当有一个太后信得过的大臣向太后点明，兴建铁路尤其腹省干线乃是国家的第一等大事，这桩事若让湘淮两个圈子里的任一个人来做，都会因此而更助长他的声望，从而使得重量倾向一方。只有让张香涛来做，才能让他挟此事功，成为真正能制约湘淮的第三大力量。若能如此，大清江山将可厝于磐石之上，至少二十年内可保平衡。”
张之万离开软躺椅，一边踱着步，一边说：“你这话是计虑深沉之言，只是得由谁去向太后挑明呢？我是他老哥，自然不合适。醇王爷格于他的身分，不宜讲这等话。其他人，有能和太后做这种谈话的，太后未必信得过他；太后信得过的人，又未必有这个机会。”
“有一个人，太后信得过，他也会乐意为张香涛去当说客，但眼下缺少与太后见面的机会。”
“哪一个？”
“阎丹老。”桑治平答。
“要说太后对阎中堂，虽然也有过不愉快，但我知道，从心里来说，太后是很敬佩他的。接受他的致仕请求，却又挽留他住京师，每个月派御医登门两次为他拿脉诊病，从太医院那里给他取药，本朝尚无先例。只是他既不在军机处，要见太后就十分之难了，怎么能有进言的机会呢？”
桑治平说：“张香涛知他风痹严重，特为从洋人那里购来了最新的治风痹良药。明天我去拜访他，先把药给他送去。”
“也好。你先去看看他，了解下他的近况。过几天，我亲自去见见他。若有可能的话，我们两个老头子为香涛来谋画谋画。”
第二天，桑治平由张府仆人带路，来到猫耳胡同阎宅。
猫耳胡同是一条很小的胡同，胡同里只有十几座老旧的小四合院，阎敬铭所住的院子就是其中的普通一座。不但外面不起眼，里面也一样的灰暗逼仄，若不是张府仆人导引，桑治平寻遍京城，也不会想起会在这种胡同宅院里，找到一年前还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的阎敬铭。八年前去解州书院拜访的那一幕又重现在眼前，对比数百步外的豪宅大院高车驷马，桑治平禁不住感慨唏嘘。
“去年当然不是住在这里，那院子宽大些，胡同也大些，因为一天到晚有不少人来，主要是方便客人。现在不在位了，也没有几个显贵的客人来了，要那大院做什么，这也就足够了。”当桑治平疑惑地发问后，阎敬铭平淡地解释。
一个三十余岁不脱庄稼人本色的黑瘦汉子过来冲茶，桑治平认得，这就是那年陪着进京的阎敬铭的侄孙。阎敬铭指着侄孙说：“过去的男女仆人也全都打发走了，只剩下他们两口子跟着我，做点茶饭浆洗的杂事。”
京城哪一位退下的大员不依旧是钟鸣鼎食奴仆成群，阎敬铭如此不合时宜，怪不得在官场里混不长久！桑治平在敬佩之余不免生出几分怜恤来。
“你这次为的啥事进京？张香涛还好吗？”阎敬铭仍然是一口带着浓重鼻音的陕西口音。桑治平心里想：他这样瓮声瓮气地说话，慈禧听了不烦吗？嘴上忙答道：“我来京师，是为两广办点公务的。张香涛很好，他常惦念着你，知你有风痹，特为从洋行里买了些西药，叫我送给您。您试着吃吃看。”
说着，打开随身带来的布包，将一个尺余长宽印着几排洋文的白纸盒递了过来。阎敬铭接过，打开纸盒盖，里面整整齐齐排列几十个雪白的玻璃小瓶，取出一个小瓶子看时，内里装着百十颗黄豆大的小丸子。
“怎么个吃法？”
“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四粒。一个瓶子一百粒，可吃十二天，这里有二十四瓶药，差不多可吃一年。”
“劳香涛费心了。”阎敬铭笑了笑说，“萧太医很怕洋药，看来这个药还只能偷偷吃，不能让他知道。”
叫侄孙收好药后，阎敬铭笑眯眯地问：“你来京师办什么公事，机密吗？”
桑治平答：“也不是什么机密事。眼下为着要不要修铁路的事，各省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张香涛集合衙门幕友也在探讨这个事。大家都说，铁路是致中国于富强的大好事，并且提出一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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