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法严谨而不呆板，遣辞准确而不干涩，论据广博而不芜杂，建议周详而不浮泛，素来享有很高的声望。这一折一片也同样充分体现出“张奏”的特色。杨锐完全被它的魅力所吸引了。
就在杨锐阅读的时候，张之洞的脑子里又萌生了一个想法：在四川三年期间，亲眼看到蜀民的苦痛不知有多少，但回京这些年来，却并没有看到川督川藩上过关于百姓困苦的奏疏，连川籍京官也不言及。地方官向来是报喜不报忧，掩藏危机，粉饰太平，以此来换取自己的升官晋级，至于百姓的生与死，则从不往心头上记挂。京官每年要接受来自家乡的地方官送来的冰敬和炭敬，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礼品。拿人家的手短，当然就只有靠说好话来回报。如此内外一致，太后、皇上就被蒙在鼓里了。在朝廷的眼中，巴山蜀水，仍然还是千年前史册上的那句老话：天府之国，富甲天下，殊不知如今已大不然了。应该趁此机会，把蜀民的苦困向太后、皇上奏报，既可以让朝廷了解四川的实情，又有利于东乡案子的再次审查。正要提起笔来时，他忽然觉得自己浑身都已疲倦了。
张之洞一向体质不强，三十多岁时两鬓便有了白发。四十岁过后，他常常有一种日趋衰老的感觉，心中不免有些恐惧：一生真正的事业尚未开始，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今日一天之间连拟了两份奏疏，精力花费太多，更觉得比往日劳累。明天再写吧！这个念头刚一出来，便被他立即压下去了。
张之洞是个性格倔强、意志坚毅的人，想办的事就非要办成不可。一天之内连上三道奏折，这在他的过去是没有过的事，满朝文武中也罕有人做过这等事。然惟其如此，才能引起朝廷的重视，才能体现一个前四川学政的关爱蜀民之心。
“香师，正折和附片我都拜读过了。东乡冤案，有您这样的奏章递上去，一定会很快昭雪的。”
杨锐一颗热切的心被张之洞的奏稿所深深打动，并由此而更增添了对老师的敬意。
“但愿如此！”张之洞说。他斜倚在靠背椅上，让全身最大限度地放松。
“香师，您的这两份奏稿，可不可以让我来替你誊正？”
杨锐的眼睛里射出热烈的目光。对于一个肩负父老乡亲重托的尊经学子来说，对于一个巴望仕途顺利早日成为国家栋梁的年轻秀才来说，这是一件太富有意义的事情了。
见张之洞没有做声，他又赶紧补充一句：“让我誊抄一遍吧，如果不能上奏，留下做个底子也好呀！”
若是在平时，张之洞是决不会同意杨锐这个要求的。一来亲自誊正奏稿，也是臣子对君上的一种忠诚的表示；二来毕竟还不是繁剧在身，有时间自己誊抄。但今夜还要草拟一个附片，分不出时间来，而瞬间冒出的另一个想法，更促使他很快作出了决定。
他想起了二十年前，他第一次会试落第，到河南开封堂兄张之万那里去做客。张之万很器重这个堂弟，除密折外，通常的奏折，从草拟到拜发的过程，他都让时年二十五岁的堂弟参与，或让他起草，或要他誊抄，或给他看幕府中师爷们的稿本。就在这个过程中，张之洞得到很多见识。张之万有时笑着对他说：“我这是在培养未来的疆吏。”张之洞终生记得堂兄的这份情谊。眼下这个刚过弱冠的尊经士子，其资质、品性、学识、才情都不在当年自己之下，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正好让他参与这几道折片的形成过程，借此历练，也好使他终生对老师有一个美好的印象。
得到老师的明确答复后，杨锐热血高涨，一种神圣感顿时充满他的全身。张之洞找出几份自己留下的奏章副本，详细地把格式和写法给学生讲了一遍，然后走出书房。他抬头看了看天空，月牙弯弯，繁星密布，深黑的天穹奇妙莫测，它给人以强烈的诱惑，又易使人生发出无穷的喟叹。一股夜风吹来，张之洞觉得有几分寒意，已是二更时分了。
洗过一个热水澡后，张之洞又恢复了白日的旺盛精力，回到书房时，杨锐正在灯下一笔一画地认真誊抄。他从背后看了一下：书法端庄秀丽，格式也符合要求，心里甚是满意。一坐在书案边，四川百姓生计困苦的景况，又浮现在他的脑子里。
据杨锐说，上次恩承和童华从四川回京奏报朝廷，说一两正款之外所加收的钱只有四千二百文，其实远不止这个数。四川乡民老实听话，若仅只此数，大家再苦，也会咬紧牙关交出来。事实上，最贫瘠的县，一两正款之外也要加收六两左右的银子，许多县高达十两。这笔银钱百姓实在负担不起。至于东乡县，则更为严重。这是张之洞还在四川时就已经知道的。东乡县令孙定扬为填满他本人及衙门里那一伙贪婪之徒的腰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竟然在一两正款之外收取高达十三四千文的苛捐杂税。知府易荫芝核减为七千文，已经不低了，但孙定扬不听，我行我素，依然征收十多倍于正款的钱。孙定扬正是逼迫百姓反对朝廷的那种贪官污吏！
张之洞想到这里，顿时怒火满腔。他铺纸研墨，奋笔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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