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让·路易·夏洛特重返巴黎时，欢庆胜利的旗帜已经飘扬了好几个月了。他的鞋面还算马马虎虎，但鞋底磨得都快跟纸一样薄了。他深色的律师套装带着被监禁多年的印记。他原以为自己身陷囹圄时仍保持着得体的外表，可现在，残酷的阳光犹如一个二手贩似的在他衣服上触摸，指出衣料皱巴巴的，纽扣也丢了，而且整体很邋遢。不过，巴黎本身也挺邋遢的，这倒多少是种安慰。
在夏洛特的衣服口袋里，用一小片儿报纸包着一把剃刀和一块肥皂头。此外，他还有三百法郎。他什么证件都没有，却有比各种证件更管用的东西——由监狱长官开具的文件，一年前，德国人在那上面仔细地记录下他向他们供述的虚假细节——包括夏洛特这个假名。此时，在法国，这样一份东西比法律文件更值钱，因为没有一个法奸拥有德国监狱的档案文件，上面有最具效力的照片——正面照和侧面照。而自从夏洛特开始蓄须，他的面部就已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如果仔细审视，它依旧还是那张脸。德国人简直是最先进的档案保管员，文件上的照片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替换掉，整形手术可以添加或是消除伤疤，但是要改变头骨的实际尺寸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些德国人的档案登记工作做得滴水不漏。
尽管如此，法奸中再没有人比夏洛特更能感到自己在被追捕，因为他的过去同样令人不齿。他无法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钱财是如何丢失的——如果这事确实还尚不为人知的话。他始终感到在街角被似曾相识的面孔盯梢，他被自己想象中认识的背影赶下了公共汽车。在巴黎，他刻意搬到自己陌生的地方去。他心中的巴黎，从来就只是一个小小的巴黎：他为它勾勒的轮廓包括他自己的公寓、法庭、歌剧院、蒙帕尔纳斯火车站以及一两处餐馆。在这些点之间，他只知道两两相连的最短路线。现在他只需挪开一步，就能遁入未知的地域：地下铁在他面前像丛林一般铺展开来，发生战事的地带和之外的地方是他可以安然游荡的荒漠。
但他除了游荡之外，还必须做点什么：他得谋份差事。有些时候——在他饮下走出牢狱后的第一杯酒之后——这时他便觉得相当有把握能卷土重来，重新积聚起他已经签字放弃的那些钱财，最终他做起白日梦，亢奋之中，他还买回了自己在布里纳克的圣·让的旧宅，兴高采烈地穿梭于一个又一个房间；而此刻，他看到了自己的脸在玻璃水瓶上的倒影——夏洛特那张胡子拉碴的脸。这是一张失败者的面孔。他觉得这真是咄咄怪事，一次精神上的溃败竟会留下就像流浪汉脸上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痕迹。不过，他当然可以客观地对自己说：这不是一次溃败，而是为“天将降大任”所做的毕生准备。一位艺术家可不是在寥寥数小时内完成其画作的，而是在他拿起画笔之前就已积累了多年经验，对于失败也是同样的道理。他曾经做过律师这一时下流行的行当，这是他的宝贵财富；他过去继承的财产比自己挣的还要多。要是只靠他自己，他绝对无法企及自己现在的高度。
尽管如此，他已经数次尝试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来维持生计。他申请了一个语言学校老师的职位，此类学校在城市里不胜枚举。尽管战争仍在法国边境之外嗡嗡低回，贝立兹们和类似的机构早已生意兴隆起来：大批外国士兵取代了和平时期的游客，迫切地想要学习法语。
面试他的是一位衣冠楚楚的瘦削男人，身穿双排扣礼服大衣，闻上去有一股淡淡的卫生球味儿。“恐怕，”他最终开口说，“你的口音不够好。”
“不够好！”夏洛特惊诧地叫出声来。
“对于这家机构而言还不够好。我们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我们的教师必须具备最优的、最出类拔萃的巴黎腔。很遗憾，先生。”他说话时咬字极为清晰，仿佛他只习惯对外国人讲话，而且他只用最简单的措辞——他接受的训练是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他沉思默想的目光停留在夏洛特的那双破鞋上。于是，夏洛特离开了那里。
或许，那个男人在某些方面让他想起了勒诺特。于是，他刚一离开这家机构，旋即意识到自己本可做个职员，过上还算说得过去的好日子。他的法律知识能派上用场，对此他可以解释说，自己曾一度希望能被受命出庭，但他的钱都花光了……
他应征了《费加罗报》上的一则招聘广告，地点位于霍斯曼大道旁一栋灰色高楼的三层。他发现那间办公室，给人感觉像是结束敌军占领后刚做过扫除似的：灰土和稻草被扫到墙根底下，家具看上去仿佛是新近从板条箱里取出来的，而此前它们已被装箱尘封许久了。当战争结束时，人们会忘记自己和世界历经了多少沧桑，因此需要譬如一件家具或一顶女帽之类的某样物件，来唤醒对时间的感知。这套家具全部由金属管组成，使屋子显得像是轮船上的一间轮机舱，但它想必是一艘已经搁浅多年的船——管子都已失去了光泽。这要是在1939年就算过时的了，但在1944年，它们反倒有一种仿古家具的派头。一个老头接待了夏洛特。当家具尚新的时候，他想必也相当年轻，对各种流行的、时髦的东西和各种物件的外表颇具鉴赏眼光。他在一堆钢管椅中随便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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