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瞧。当然，我也见到了她的那个新任丈夫——那个姓罗的主任。他手里抱着一大摞德文说明书，一步不离地跟在我身后，狗屁倒灶地说个不停。我心里一烦，只好请他滚远点。他竟然一点都没生气，只是嘿嘿地笑。
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玩意儿，我为了弄清楚这台机器的工作原理，就足足花费了四个多小时。而找出毛病，并加以修复，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玉芬一定是向那个姓罗的隐瞒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稍后招待我吃饭的时候，罗主任还很客气地问我家住哪里，孩子多大。他还说，如果我孩子将来要去德国念书，可以找他。
玉芬两三天后又专门来到我石景山的家中。母亲说得一点不错，尽管她跟我离了婚，还算是有情有义。她一脸坏笑地问我，这些日子，身边没个人，是不是憋坏了？她主动提出来，帮我“泻泻火”。对于她的一番好意，我也不便拒绝。我发现她已经怀了孕，心里的那个憋屈，可就别提了。我们在干那事的时候，玉芬还一个劲儿地夸我，说我在女人身上的那些手段，一点都不亚于修机器。她现在的丈夫，是从慕尼黑回国的海归，有点中看不中吃。你这里被他弄得火烧火燎，他那边早已像得了风瘫病似的，龟缩成一个软不滴答的鼻涕虫了。他们结婚四个月来，他连一次高潮都没让她来过。听她这么说，我真不知道自己应当高兴呢，还是伤心。
玉芬瞒着丈夫来看我这样的事，后来还有过一次。但我这样的人，就是命贱。我和玉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姓罗的小白脸，一直不停地在我眼前晃悠。我怎么也摆脱不掉那种隐隐约约的犯罪感。于是，我硬起心肠，对玉芬说：“我们已经离了婚，既然你嫁给了那个姓罗的，就应该本本分分地跟他过日子，往后千万别来找我了。我受不起。那个姓罗的，看上去斯文有礼，各方面都比我强。至于高潮不高潮的，毕竟不太重要。咱俩一直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再说，你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总这样，不好。我这儿，你以后就不必来了。”
在我送她去地铁站的路上，玉芬的脸色有些异样。憋了半天，最后搂着我，哭了起来。临走前说了一句话，却让我想了两个多月。她说，她第一次着了别人的道，其实并不是这个姓罗的，而是一个下三滥的机修工。有一天上夜班，那个机修工把她堵在了厕所里，弄得她七荤八素的。
从那以后，玉芬再也没到石景山来。她喜欢的那张《彼尔·金特》组曲，我一次也没再听过。去年五一节前后，我到东大桥给一位客户调试LP唱盘，在三里屯附近的街上看见过她一回。在浓密的树荫里，有一排撑着太阳伞的咖啡座。跟她一起喝酒，并把手搭在她光溜溜的肩膀上的，是个黑人。
我没敢跟她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