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从北五环边的褐石小区出来，我去了一趟平安里电子市场。在那里买了一些拆机的荷兰油浸电容和一卷WBT银焊锡，收了一对音乐丝带Red Dawn信号线。这个型号的喇叭线，我已经有了一对，现在总算凑齐了一套。到了下午，我在返回石景山的途中，顺道去了一趟四季青桥的金源广场，去看望老朋友蒋颂平。
我的客户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一类，就像你所知道的，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大多集中在海淀一带。这些人的优点是彬彬有礼，付钱爽快。他们几乎从不拖欠钱款，在我手头紧的时候，有时也愿意先预付一部分货款。这类人对胆机的要求比较偏重于情调或色彩，也就是所谓的“音乐味”。订货不怎么固定，且人数有逐年减少的趋势。跟这类人打交道，你得学会忍受他们目中无人的夸夸其谈。客观地说，有时候，他们的高谈阔论也会让你茅塞顿开，可有时就会让你受不了。每个人的脸上，似乎都有一种既神圣又轻佻的劲儿。仿佛整个世界的命运，都被紧紧地掌握在他们手中。按照我粗略的观察，他们的观点其实也很不一致。
比如说，有一伙教授，每次见面都爱严肃地告诫我，像中国这样的社会，随时都会有崩溃的危险。其实我从未主动请教过他们，可他们乐于在饭桌上见缝插针地点拨我一番。弄得我时常做噩梦。差不多一二十年前，他们已经在这么说了。一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太阳还好端端地在天上挂着呢！中国还是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另外一伙人呢，意见刚好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全世界的人都眼巴巴地看着中国。全世界都出了问题，都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中国人去搭救。咱手里捏着数万亿美元的花花票子，简直不知道应该先去救谁，是冰岛、希腊呢，还是意大利和美国？事实到底如何，我不清楚。这是人家政治家和读书人的事。反正，我很快就被他们弄糊涂了。
我的另一类客户，不用说，自然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老板们了。乍一看，那些腰缠万贯、灵魂空虚的家伙，似乎怎么也无法和纯正的古典音乐沾上边儿。他们能够成为我相当稳定的客源，主要得益于蒋颂平的推荐和介绍。颂平把引诱苦主们上钩称为“钓鱼”。他的办法一成不变。
通常，在家庭聚会或私人茶叙的末尾，蒋颂平照例要强迫那些生意伙伴和合伙人什么的，去参观他的地下室。那是一个接近六十平方米的视听室。他所使用的那套音响组合，做工精致，外观花哨：音箱是意大利Sonus Faber的Amati Anniversario，箱体那华丽的小提琴漆光可鉴人；功放用的是麦景图五十周年的纪念版，开机时，面板上泛着蓝绿蓝绿的微光；Nagra CD机犹如瑞士手表般的精美，外加一款Clearandio的顶级LP唱盘。从声音的效果来看，那还算得上是一套注重细节和解析力的重放系统。
每当这个时候（一般是晚上十点钟以后，颂平很少在晚上十点前听音乐，因为据他说，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稳定的电压和纯净的电流才会带来醇美的音乐），颂平总要将食指竖在双唇之间，发出轻轻的“嘘”声，然后打开墙面上淡蓝色背景灯——墙面做过特殊的隔音处理，看上去像倒扣的鸡蛋托一般凹凸不平，拉上厚厚的绒布窗帘，戴上雪白的软布手套，蹑手蹑脚地跨过满地堆放的器材和引线，从茶几上那一大堆CD唱片中翻找出一张俗称“奶妈碟”的发烧盘来，“嗤嗤”地朝碟面上喷洒不明液体，然后用镜头布将CD擦干。仿佛他不是在让大家欣赏音乐，而是正在进行某种神秘的祭祀活动。
虽说北京的灰土有点大，但我还是多次建议他不要用清洗剂来擦拭光盘，因为那些化学液体或许会腐蚀这些塑料片，从而影响CD机光头的循迹。实际上，最理想的清洁剂莫过于清水。但颂平从来不听。他的理由总是显得那么不可理喻：“开玩笑！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清洗剂。它是英国进口的，你知道吗？这么小小的一瓶，他妈的值多少镑？你丫的猜猜看！用清水？开玩笑！”
当然，我只得立刻闭嘴。
当“奶妈碟”的乐声从幽暗的房间里像绸布般展开的时候，那些酒足饭饱、脑满肠肥的生意人，往沙发上这么一靠，一些人很快就会发出鼾声。但不要紧，总有那么几个家伙会上钩。他们抵抗不住“奶妈碟”的魅力，脸上浮现出惊讶之色，就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眼睛里放着绿光，拚命点头，似乎他们在欣赏的正是天籁之音。
通常还等不到一个乐章结束，就会有人激动地站起身来，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蒋颂平嚷嚷道：“怪不得颂平迷上音乐，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有道理啊！老蒋，给我也来这么一套，一模一样的。要快！”
他们这一嚷，就够我忙活好几个月的了。一年中，要是能遇上五六个这样的“苦主”，我那半死不活的日子就能勉强维持下去了。我从二手交易市场上或eBay上替他们找箱子、CD机和线材，然后将我自己做的胆机，悄悄搭进去卖给他们。我只收胆机的钱。我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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