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分针的钟连在一起，盒盖打开了，便可以看到里面的钟。一只浮尘子伏在钟面上十二点至三点之间的空位。
“这是虫吗？”文治问我。
“这种虫名叫浮尘子，别看它身躯那么小，这种虫每年能够从中国飞到日本。”
“为什么会在钟里面放一只已死去的虫？”
“这个钟是爸爸留给我的。做裁缝的爸爸最爱搜集昆虫的标本。”
“所以你的名字也叫蜻蜓？”
“对呀，他希望我长大了会飞，但是蜻蜓却不能飞得太高。”
“这只浮尘子也是你爸爸制的标本吗？”
“嗯。爸爸有一位朋友是钟表匠，这个旅行钟是他从旧摊子买回来的。他把爸爸这只浮尘子镶在钟面上，送给我爸爸。所以这个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既然有那么多昆虫标本，为什么要用浮尘子？”
“妈妈喜欢浮尘子，她说时光就像浮尘，总是来去匆匆。”
“你经常把这个钟带在身边的吗？”
“去旅行的时候就会带在身边，来南丫岛也算是旅行呀。”
我把闹铃时间调校到清晨五点钟：“万一睡着了，它也可以把我们叫醒。还有二十分钟就可以看到地平线上的日出。”
他苦撑着说：“是的。”
我的眼睑快要不听话地垂下来了。
“别睡着。”我听到他在我耳边叫我。
“跟我说些话。”我痛苦地挣扎。
渐渐，我连他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刺眼的阳光把我弄醒，我睁开眼，太阳已经在天边。
我望望身旁的文治，他双手托着头，眼睁睁地望着前方。脸上挂着两个大眼袋，欲哭无泪。
“对不起，我睡着了。”我惭愧地说。
“不——要——紧。”他咬着牙说。
“为什么闹钟没有响？”我检查我的钟。
“响过了，你没有醒来。”他连说话也慢了半拍。
离开南丫岛，方维志与良湄一起回家，熊弼回去大学宿舍。
“看日出的事，真的对不起。”在路上，我向他道歉。
“没关系，我现在已经好多了。”他笑说。
“你真的不怪我？”
“在日出前就能睡着，是很幸福的。”
在巴士上，文治终于睡着了，我轻轻依偎着他。
我望着我的浮尘子钟，到站的时候，文治刚好睡了二十分钟。
我们失去的二十分钟，竟然可以再来一次。
“我到了。”我叫醒他。
他醒来，疲倦的双眼布满红筋。
“我们会不会见过？在很久以前？”我问他。
“是吗？”他茫然。
“我好象有这种感觉。别忘了下车。”我起来说。
“再见。”他跟我说。
“谢谢。”我说，“我两天后去成都。”
“是吗？是去工作，还是什么的？”
“去旅行，一个人去。”
“回来再见。”
“谢谢。”
我走下车，跟车厢里的他挥手道别。
在日出之前，我早就爱上了他。
为什么？
在出发到成都的那天早上，我在火车站打了一通电话给文治。
“我出发啦，有没有东西要我带回来？”
“不用了，你玩得开心点吧。”
“我上车了。”
“路上小心，再见。”
“谢谢。”我挂上电话，站在月台上等车。那一剎，我突然很挂念他。他总能够给我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
在从广州开往成都的火车上，我把浮尘子钟拿出来，放在耳边，倾听那滴答滴答的声音，多少年来，在旅途上，我都是孤单一个人，唯独这一次，却不再孤单。
从成都回来，我带了一瓶辣椒酱给文治。原本那个瓶子很丑陋，我买了一个玻璃瓶，把辣椒酱倒进去，在瓶子上绑上一只蝴蝶结。
那天在电视台见到他，我小心翼翼把辣椒酱送给他。
“成都没什么可以买的礼物，这种辣椒酱很美味。”
“瓶子很漂亮。”他赞叹。
“是我换上去的。”
“怪不得，谢谢你。”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辣椒酱——”
“我喜欢，尤其喜欢吃印度咖喱。”
“你那个特辑顺利吗？”
“这几天从早到晚都在剪片，现在也是去剪片室。”
“我可以看吗？”
“你有兴趣？”
“嗯。”
“好吧！”
“是关于什么的？”
“是关于移民的。”
在剪片室里，我坐在文治告剪接师后面，观看文治的采访片段。特辑探讨的是当前香港人的移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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