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实体存在。据此可以推出：上帝一定存在。这一论证遭到了托马斯·阿奎那的摒弃和康德的推翻，但却说服了彼埃尔，抵达彼得堡不久，他就被接纳进共济会。当然在小说里，事件（无论是具体的还是精神上的）必须要进行压缩，否则小说就永无完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必须一两页就得讲完，除了作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部分，其他一切内容都要统统删掉；情感的改变亦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感觉托尔斯泰有点过头了；如此突兀的转变让彼埃尔显得异常单薄。可作为其结果，他想要结束放荡的生活，决定返回庄园、释放农奴、全身心地致力于他们的福祉。如同被赌友欺骗一样，他又被管家给蒙骗了，原先的善意全都受挫。由于缺乏毅力，他的慈善计划大多以失败告终，他又过起了原先的懒散生活。由于发现同仁们仅仅注重外在形式，依附共济会“只是为了结交富人，并从这种结交当中获取利益”，他对共济会的热情日渐减少。身心疲倦的他重新又开始赌钱酗酒、乱搞女人。
彼埃尔很清楚自己的缺点，对其痛恨至极，但却缺乏顽强的毅力来改正它们。他是个谦虚、善良、和蔼的家伙，可奇怪的是，此人没什么判断力。他在波罗金诺战役中的表现可说是蠢到了家。身为一介平民，他却驾着马车冲向战场，挡着所有人的道，实在惹人讨厌，而到最后为了逃命，他又仓皇跑掉。在莫斯科大疏散的时候，他却留了下来，被作为纵火犯逮了起来，并被判处死刑。后来，罪刑赦免，他被关押起来。当法国军队开始悲惨地撤退时，他和其他犯人被押解同行，最后被一群游击队员解救。
想要搞清楚这个人是很难的。他善良谦逊，性格和蔼，可也软弱不堪。我敢肯定这个人物非常真实。我觉得应当把他视为《战争与和平》的男主人公，因为他在最后娶到了可爱迷人、称心如意的娜塔莎。我猜想托尔斯泰很喜欢他：他是带着亲切而同情的笔触来写他的；但我不明白，有没有必要把他刻画得如此蠢笨。
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一部鸿篇巨制里（尤其是该书的写作又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作者有时候才思不济也是无法避免的。托尔斯泰在小说结尾描述了从莫斯科撤退以及拿破仑军队的覆亡，可是这一部分长篇（无疑也很必要）的叙述，却有一个弊端，那就是把大量读者早已知晓的事情予以告知，除非有的读者对历史极度无知。其结果便是缺乏悬念，而悬念可以驱使读者急于翻开书页、了解后事；于是，尽管托尔斯泰所讲的故事非常痛苦、生动、悲惨，读者却有些不胜其烦。他利用这些章节把各个零碎的细枝末节串连起来，但我以为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引出一个新的人物，此人对彼埃尔的精神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这个人就是彼埃尔的狱友柏拉图·卡拉塔耶夫，他是个农奴，由于偷盗木材而被判在军中服役。在那个时代，他属于引起俄国知识分子极度关注的那类人。他们生活在极端专制之下，深知贵族生活之空洞琐屑、商人阶级之无知狭隘，他们已然认识到，要拯救俄国，靠的是被压迫者和受折磨的农民。在《忏悔录》中，托尔斯泰告诉我们：对自身阶级感到心灰意冷的他，是如何求助于那些老信徒，以寻求赋予生命意义的善良和信仰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有坏地主也有好地主，有奸商也有良商，有好农民也有坏农民。认定只有在农民当中才有美德，这只不过是文学上的错觉。
托尔斯泰对普通士兵的刻画，可算是《战争与和平》中最为成功的人物刻画之一了。难怪彼埃尔会被他吸引。柏拉图·卡拉塔耶夫爱所有的人，他毫无私心，心甘情愿地忍受艰难险阻。他的品性和蔼而高尚，彼埃尔一如既往地容易受到影响，他看到了柏拉图身上的善良，于是自己也开始相信起善良来：“曾经分崩离析的世界再次在他的灵魂深处激荡，具有一种全新的美感，立足于一种全新的、不可撼动的基础。”从柏拉图·卡拉塔耶夫那里，彼埃尔认识到“人类幸福只能从内心找寻，来自对人类简单需要的满足，不幸的根源不是贫穷，而是过于富足，生命中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面对的”。最终，他发现自己拥有了多年来一直都在找寻却从未找到的内心平和与宁静。
假若有些读者感觉托尔斯泰对撤军部分的描写没什么意思的话，那么这一遗憾将在尾声的第一部分得到充分的弥补。这可真是个精彩的创新。
老一代的小说家往往把该讲的故事讲完了，又告诉读者主要人物后来的遭遇。读者会得知：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在一起幸福地生活，景况很好，生了多少多少个孩子，而书中的恶人，倘若未在结尾被干掉的话，则必定生活窘迫，娶了个爱唠叨的老婆，可谓恶有恶报。可是这样一两页就交待了实在是敷衍了事，读者会产生这么一个印象：这只是作者不屑地丢给自己的一个抚慰之物。就托尔斯泰而言，他还是要把尾声部分写得具有真正的价值。七年过去了，读者被带到了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家里，他已经娶了一个富有的妻子，还生了孩子。安德烈公爵在波罗金诺战役中身负重伤。尼古拉斯娶的正是他的妹妹。彼埃尔的妻子在入侵时死得甚为合宜，这样他便得以娶到爱慕已久的娜塔莎。他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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