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尚且不至于招致中断薪水的严厉措施。
在父亲坐牢前期，查尔斯寄宿在康登镇；然而由于此地距离炭粉厂（位于查令十字街的哈格佛桥处）过远，约翰·狄更斯给他在南华克的兰特街找了一处房间，靠近马萨尔监狱。于是，他就可以同家人一起吃早饭和晚饭了。让他干的活儿还不算太累，就是洗洗瓶子，贴上标签，然后把它们捆起来。1824年4月，克鲁府的老管家威廉·狄更斯太太去世，把积蓄留给了两个儿子。约翰·狄更斯的债（由他哥哥）还上了，他又重新获得自由。他再次把家安置在康登镇，自己也回到了皇家海军军需处的岗位上。查尔斯继续在工厂洗了一段时间的瓶子，可是后来约翰·狄更斯跟詹姆斯·拉莫特发生争吵，“通过书信方式争吵，”查尔斯后来写道，“因为我把信从父亲那里带给对方，由此导致关系破裂。”詹姆斯·拉莫特告诉查尔斯，他父亲侮辱了自己，所以他必须走人。“于是我就回家了，带着一种奇怪的轻松，就像有种压迫感一样。”他母亲试图平息此事，因此查尔斯必须继续这份工作，还有就是继续挣已经涨到每星期七先令的工资，她当时还是很迫切需要这点钱的；就是由于这件事，他永远无法原谅她。“在这之后我从未忘记，不想忘记，也不能忘记：我母亲如此热衷于打发我回去干活儿，”他补充道。然而约翰·狄更斯可不听这一套，他把儿子送到一所学校里，校名倒是很排场，叫“惠灵顿议会学院”，位于汉普斯泰德路上。他在那里呆了一共两年半。
我们很难知道这个孩子在炭粉厂到底呆了多久：他是二月初去的，六月份回到家里，所以他在工厂里顶多也不会超过四个月。可是这段日子好像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认为这段经历十分耻辱，根本不愿提及。当他的挚友及首位传记作者约翰·福斯特偶然触及其中端倪的时候，狄更斯告诉对方：他提到了一个让自己深感痛苦的话题，“即使是在此时此刻”，这已经是二十五年之后了，“他也依然刻骨铭心”。
我们早已听惯了杰出政治家和工业巨头们吹嘘自己早年刷盘子、卖报纸的经历，以至于反倒不理解狄更斯为什么极力认定：父母把自己送到炭粉厂去，对他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而且个中秘密实在丢人，必须掩盖起来才行。他是一个快乐、淘气、机警的孩子，已经熟知人生的阴暗面。从小小年纪开始，他就看到父亲的挥霍浪费使全家陷入何等的困境。他们家很穷，过的自然是穷日子。在康登镇，他要干清扫擦洗的活儿，还被打发去把外套和其他杂物当掉，换来钱好填肚子；跟其他男孩一样，他必须要在街上跟同类孩子一起玩。在同一阶级的其他孩子都去上学的时候，他却出去干活儿，而且挣的还不算少。他每星期挣的六先令（不久涨到七先令）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五到三十先令。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必须靠这些钱养活自己，到了后来住在马萨尔监狱附近、同家人一起吃早饭和晚饭的时候，就只需买午饭了。同他一起干活儿的孩子都很友好，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觉得跟他们厮混如此丢脸。他时不时被带去看望住在牛津街的奶奶，并且无奈地发现，奶奶一辈子都是“伺候人”的。或许约翰·狄更斯有点势利眼，毫无根据地夸夸其谈，但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对社会地位肯定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可以料想，如果查尔斯足够老成，自我感觉比别的孩子高出一等的话，他也会足够聪明，懂得自己赚的钱对家里是何等重要。我们可以预料，对于他来讲，给家里挣钱是令其自豪的一大根源。
可以料想，由于福斯特的发现，狄更斯撰写了部分自传并交给福斯特，我们由此得以知晓他生命中的这段经历的细节。我猜想在他发挥想象力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对自己童年时代的同情；虽然有名有钱、广受爱戴，假如他处在这个孩子的位置上，还是会感觉到其中所承受的痛苦、厌恶与羞辱。他写到这个可怜的孩子被自己最信任的人所背叛，感到无比孤独与凄楚时，眼前的一切是如此生动鲜活，他那宽宏的心在流血，泪眼模糊。我认为他不是有意在夸大，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才华（或者说他的天分）就在于夸大。正是通过详述与突出密考伯先生性格中的喜剧元素，他才引得读者开怀大笑；正是通过加强小内莉日渐衰弱的悲剧效果，他才令读者以泪洗面。假如他没有把自己在炭粉厂的四个月经历描述得如此动人的话（只有他自己知道该如何描述），是不会成为如此伟大的小说家的；而且尽人皆知的是，他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再一次利用这段往事，达到了催人泪下的效果。就本人而言，我可不相信这段经历给他带来的痛苦真的如他在日后名声大噪、成为社会公众人物时自以为的那个样子；我更不相信那些传记作家与批评家们的话，说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与作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还在马萨尔监狱的时候，由于害怕自己这个无力还债之人会丢掉皇家海军军需处的工作，约翰·狄更斯就以身体欠佳为由，恳求部门上司推荐自己领取退职金；最终，考虑到他长达十二年的服役，再加上带着六个孩子，“出于同情的原因”，他获准得到了每年一百四十英镑的退休金。对于约翰·狄更斯这种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