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范妮同她讲的话，可能对自己的父母都不会讲，她的父亲忙于自己的乡绅事务，而她的母亲则不停地生孩子。可是孩子具有尖锐的眼光，他们的评价往往很残忍。在继承了哥德玛夏姆和乔顿以后，爱德华·奥斯丁飞黄腾达，他的婚姻使其得以同全郡最有势力的几个家族挂上了钩。简和卡桑德拉如何看待他的妻子，我们无从知晓。查普曼博士宽容地认为：正是由于她所付出的代价，使得爱德华认定“他应当为母亲和妹妹们多做些事情，并促使他把自己两处地产中的任一处房屋供她们居住”。这些地产，他已拥有十五年了。在我看来，可能性更大的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他的太太认为，让他的家人时不时地过来做客已经算是够意思了，而让她们长期居住在自己家门口，她可不欢迎；由于她去世了，他才得以将自己的地产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此事肯定逃不过简的这双锐利的眼睛，她很可能在《理智与情感》中描写达斯伍德对待自己继母及其女儿的部分已经对此有所交待了。简和卡桑德拉都是穷亲戚，如果要她俩跟有钱的哥哥嫂子、跟坎特伯雷的奈特太太、跟古德内斯通的伊丽莎白·奈特之母布里奇斯夫人长期同住的话，主人们也不可能不意识到这是一种善意的给予。我们很少有谁的素质达到施恩于对方却不沾沾自喜的地步。当简去陪年长的奈特太太的时候，她总是在来访结束的时候向简提出一条“建议”，而简也欣然接受，在写给卡桑德拉的一封信中，她告诉对方，哥哥爱德华送给范妮和自己每人一份价值五镑的礼物。要说送女儿、送家庭教师，都算是一份可爱的小礼物，可是给自己的妹妹，却有些施舍的味道。
我敢肯定奈特太太、布里奇斯夫人、爱德华及其妻子对简都很友好，也非常地喜欢她（怎么可能不喜欢呢），但如果他们觉得这两姐妹不怎么入流，也并非没有道理。她俩有些土气。在十八世纪，在伦敦住过哪怕只有几年的人，同从未离开过乡下的人之间仍然具有诸多差别。这些差别为喜剧作家们提供了最富成效的素材。在《傲慢与偏见》中，彬格莱的妹妹们瞧不起班纳特姐妹，觉得她们欠缺修养，而伊丽莎白·班纳特则无法容忍对方的矫揉造作。班纳特小姐们的社会地位比起奥斯丁姐妹还要高.?一级，因为班纳特先生虽不富有，但毕竟是个地主，而乔治·奥斯丁牧师则只是一个贫穷的乡间教士。
考虑到出身，简有点缺乏优雅（对此肯特的女士们十分看重）并不为怪；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范妮尖锐的眼光未曾注意，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她的母亲对此也会有所评论的。简为人坦率、直言不讳，而且我猜想，她时常沉迷于一种生硬的幽默，这是那些毫无幽默感的女士所无法领会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假如她把自己写给卡桑德拉的话（她看奸妇很有眼力）说给这些人听，她们该有多尴尬。她生于1775年，即《汤姆·琼斯》出版后仅仅二十五年，在此期间，英国的风貌不会发生很大的改变，简的谈吐很可能正如纳希布尔夫人五十年后所记述的那样“远远达不到上流社会及其行为举止的标准”。根据纳希布尔夫人所说的来看，当简去坎特伯雷陪奈特太太一起住的时候，这位年长的女士很可能提示过她，如何使自己的举止更为“优雅”。或许正是因此，简才在自己的小说里如此突出良好的教养。今天的小说家如果也像她那样描写上层阶级，会把这当作理所当然之事。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纳希布尔夫人的信无可厚非。她“感到此言就在笔端，实在没有办法不吐真情”。结果又怎么样呢？得知简讲一口汉普腔、举止缺乏优雅、自制的衣服品味欠佳，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快。我们也确实从凯瑟琳·奥斯丁的《回忆录》中获悉：她的家人都承认姐妹俩穿衣不佳，尽管对衣服颇有兴趣；不过究竟是邋里邋遢还是不够合身，倒是未曾提及。家里人在写简·奥斯丁的时候，都将其社会地位极力拔高，超出了实际情形。这毫无必要。奥斯丁一家都是正派、诚实、可敬的人，处在中上阶级的边缘位置，或许他们对自己的阶级地位也不怎么有把握。根据纳希布尔夫人的说法，姐妹们同自己主要交往的人们相处很自在，而这些人出身根本不高。当她们遇上地位高一点的人时（像彬格莱的妹妹这样的上层女士），她们往往变得十分挑剔，以此来保护自己。对于乔治·奥斯丁牧师，我们一无所知。他的?太太好像是个善良而愚蠢的女人，不断受到精神失调之苦，女儿们对此颇为耐心，但也不失讥讽。她活到将近九十岁。男孩儿们在闯荡社会之前，可能都迷恋一些乡间条件所许可的运动，等他们能借到马匹了，就驱马去捕猎。
奥斯丁·利是第一位为简撰写传记的人。他的书中有一段话，我们发挥一点想象力，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她在汉普郡的那段漫长而宁静的岁月中，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人们普遍断定，”他写道，“这家人不肯把太多事交给用人管，大多是由男女主人们自己来做或者监督。至于女主人们，通常可以理解的是……她们亲自参与到烹调的高端工作中，调配自制的葡萄酒，提取草药作为自家用药……女士们没有瞧不起纺线，家里的亚麻布都是用这些线织成的。早饭和茶点之后，有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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