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亂。而且搞得我心也亂了。
“奧利弗，”她向我懇求，“你隨便說兩句行嗎？”
跟他說話？詹尼准是發瘋了！
“我的意思是哪怕只說聲‘哈羅’也行，啊？”
她把話筒向我遞過來，一邊竭力忍住眼淚。
“我決不跟他說話。永遠不，”我說時毫不動容。
這下她哭了。完全沒有聲音，就只見眼淚順著她的臉龐直淌。接著她就……她就苦苦哀求。
“奧利弗，看在我的份上。我從來也沒有求過你什么。這一回我求求你。”
我們一共三個人。三個人都在等待（不知怎的，我總覺得我的父親也在跟前）。等什么？等我？
我不能照辦。
詹尼難道不明白她的請求是辦不到的？若是任何別的事情，我都愿意照辦，決無二話，就是這一件不行，這她難道還不明白？我眼睛望著地板，心里亂到了极點，只顧搖頭表示堅決拒絕，可這時卻只听見詹尼壓低了嗓門但按捺不住怒火沖我直罵，我還從來沒有听到過她用這樣的聲气說話：
“你是個沒心肝的雜种！”說罷，她才又提起話筒跟我父親把話說x：
“巴雷特先生，奧利弗希望你了解，盡管他的表現方式有點特別……”
她停下來喘口气。她一直在抽泣，所以說話很費勁。我簡直呆若木雞，只得由著她把說是我“委托轉告”的話講完。
“其實奧利弗還是非常愛你的，”說完，她匆匆挂斷電話。
對于我在隨后一瞬間的所作所為，我實在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我只能說是一時的神經錯亂。不，我毫無理由為自己辯護。我的行為是永遠不可寬恕的。
我從她手中奪下電話，拔出插座，使勁一扔——把電話扔到了房間的另一頭。
“你簡直該死，詹尼！你怎么不給我滾！”
我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儿，好像突然變成了一頭野獸，止不住大口大口喘气。大哪！是什么鬼魂附上我的身啦？我轉身去看詹。
但是她不見了。
我是說，她已影蹤全無，因為我連她下樓梯的腳步聲也沒听見。天哪，她准是在我搶電話的一剎那跑出去的。她的外套和圍巾都還在那儿。我感到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痛楚，但另一种痛楚比這更甚，那就是我意識到自己已經闖下了大禍。
我到處尋找。
在法學院圖書館里，我在一排排坐著用功的學生之間東張西望，到處尋找，轉來轉去至少有五六回。盡管我一聲不響，但我知道我的眼神是那樣緊張，臉色是那樣嚇人，那個鬼地方整個都被我惊動了。還管它呢！
可是詹尼不在那里。
我把哈克尼斯公共食堂的休息室、小吃部全部搜遍。然后又以全力沖刺的速度跑到拉德克利夫學院的阿加西斯堂，四下都找遍。也沒有。我到處奔走，恨不得兩條腿能赶上我心跳的頻率。
佩因堂？（可詛咒的名字１，簡直是諷刺！）樓下是練琴室。我了解詹尼。她生气時常常蹦蹦地猛敲那該死的琴鍵。可不是嗎？但是，在她嚇得要死的時候又會怎樣呢？
１“佩因”（Paine）与英語“痛苦”（pain）同音。
長廊兩旁部是練琴室，走過這地方真能叫人發瘋。莫扎特和巴爾托克、巴赫和勃拉姆斯的樂曲從各個琴室的門里漏出來，混成一片莫名其妙的鬼哭狼嚎。
詹尼，一定在這里！
從一間琴室里傳來狠命彈奏（是因為生气吧？）肖邦一首前奏曲的聲音。我不由自主地在門口站住，猶豫了一會儿。那曲子彈得很糟糕：老是停下又開始，開始又停下，錯誤百出。在一次停頓時，我听到一個姑娘的聲音在嘀咕：“扯淡！”這一定是詹尼。我把門撞開。
一個拉德克利夫女學生在彈鋼琴。她抬起頭來。原來是個怪難看的闊肩膀嬉皮士，她見我闖進去顯得很惱火。
“喂，你搞啥名堂？”她問。
“沒啥，沒啥，”我說著重又把門關上。
我到哈佛廣場上碰碰運气。潘普洛納自助餐廳，湯美拱廊，甚至連海斯·比克館——很多搞藝術的經常上那儿去——處處都找遍了。連她的影子也沒有。
詹尼到哪儿去了呢？
這時地鐵已經沒車了，但剛才如果詹尼离家直奔哈佛廣場的話，她赶得上去波士頓的地鐵，到那里能坐長途汽車去克蘭斯頓。
我把一枚兩角五分和兩枚一角的硬幣塞進投幣口時，已經快午夜一點鐘了。我在哈佛廣場售貨亭旁的一個公用電話間里挂長途電話。
“喂，是菲爾嗎？”
“呃……”他睡意很濃地說。“誰啊？”
“是我——奧利弗。”
“奧利弗！”听得出他吃了一惊。“詹尼出事了嗎？”他緊接著問。既然他問我，這不就表明詹尼不在他那里？
“哦，沒有的事，菲爾，沒有的事。”
“謝天謝地。你好嗎，奧利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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