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欲就在这个国家普遍风靡了。高中也不例外。即使进入高中，我们入初中时所憧憬的“留长发”的愿望也不可能得到满足。流行穿漂亮的袜子也成为过去的事。随便地增加军事训练的时间，并策划着各种愚蠢的革新。
尽管如此，我们学校有着传统的取巧校风，和重表面的形式主义，所以我们在学校生活中并没有感到多大的束缚。分配到学校的大佐军官是个通情达理的汉子，还有那个因为带茨茨口音而被起了个“茨特”绰号的前特务曹长N准尉、同僚的傻瓜特、狮子鼻的鼻特等人，都领会了我校的校风，干事很会找窍门。校长是个具有女性性格的老海军大将，以宫内省作为后盾，靠无所事事、不即不离的渐进主义保住他的地位。
这期间，我学会了抽烟，还学会了喝酒。所谓学会，也不过是模仿抽烟、模仿喝酒罢了。战争奇妙地教会我们一种感伤的成长方法。那就是考虑到二十几岁就割断人生，今后的前途就什么也不考虑了。我们觉得人生这玩意儿是奇妙的轻飘的东西。这就好像用到二十几岁为止来划分的人生的咸水湖，盐分势必变浓，容易让身体漂浮起来。只要距降下帷幕的时间不太遥远，为着让我看到的我的假面剧，也要更加卖力表演才是。但是，我的人生旅程，也许就在明天出发。我虽然想着明天肯定会出发，可却一天推迟一天地拖延了下来，拖了好几年，还是没有启程的迹象。对我来说，这个时代难道不正是唯一的愉快的时代吗？即令存在不安，也只不过是不着边际的东西，我还有希望，明天总可以在未知的蓝天下眺望。旅行的空想、冒险的梦想、我总会有的成人之后的肖像、我尚未见到的美丽的新娘的肖像、我期待的名声……这些东西就像导游小册子、毛巾、牙刷、牙膏、换洗的衬衫和袜子、领带、肥皂等东西一样，在等待着登程的旅行皮包里被摆得整整齐齐的那个时代，甚至连战争，我都觉得像孩子般的高兴。我真正相信我即使被子弹击中大概也不会痛的过剩的梦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显出衰颓的迹象。连预想自己的死，也使我由于未知的喜悦而颤抖不已
樱花尚未盛开时，法学部又停止授课，我们被动员到距S湾十几公里的海军工厂去当学生工。与此同时，母亲和妹妹弟弟们疏散到郊区小农场的舅舅家里。东京的家中，只留下一个充当学仆的早熟的中学生来照顾父亲的生活。在无米之炊的日子里，学仆用研钵把煮熟了的大豆磨碎，煮成稀粥——像是吐泻的东西——给父亲吃。自己也吃。他趁父亲不在的时候，把为数不多的副食品存货，不露破绽地乱吃一气。
海军工厂的生活是逍遥自在的。我担任图书馆管理员并参加挖洞的劳动。为了疏散零部件工厂，挖了一个巨大的横穴壕沟，是我和台湾的少年工们一起挖的。对我来说，这些十二三岁的小鬼们都是我最好的伙伴。他们教我说台湾话，我给他们讲故事。他们确信台湾的神灵会保佑他们的生命不遭空袭，总有一天会平安无事地回到故土。他们的食欲甚至还达到不合人伦的地步。一个机灵的小鬼，骗过值班厨子的眼目，偷来了米和蔬菜，用足够的机械油来炒饭。我谢绝了这顿带齿轮味的好菜饭。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和园子的书信往来，渐渐地多少变成了一种特别的关系。在书信里，我无所顾忌地大胆畅所欲言。一天上午，解除警报回到工厂的时候，我读着放在桌上的园子的信，手不停地颤抖。我沉湎在轻微的陶醉中。我嘴里反复地念叨信中的一句话：
“……我想念你……”
她不在身边，使我增添了勇气。距离，给了我“正常性”的资格。可以说，我学会了临时雇用的“正常性”。时间和地点的距离，将人的存在抽象化了。我内心对园子一味倾倒，以及与此毫无关系的、偏离常规的肉欲，也许由于这一抽象化，它们会作为性质相同的东西与我合为一体，使我的存在没有矛盾地固定在时时刻刻里。我很自在。每天的生活愉快得无法形容。犯罪的事情时的心情一样。
“什么结婚，我不会结婚的。”
“太不道德啦。从一开始就无意结婚却要热恋？啊，真讨厌。男人真坏！”
“你不快点逃跑，我可要扔墨水瓶啦！”——剩下一人时，我嘴里反复喃喃自语：“对啊。结婚这种事在这世上是有可能的啊。然后生孩子也是有可能的啊。我怎么连这个也忘却了呢。至少我怎么竟会佯装忘却了呢。结婚这种细微的幸福，由于战争激化而使我产生一种仿佛是不可能的错觉，仅此而已。其实，对我来说，结婚也许是一种极其重大的幸福呢。让人毛骨悚然的重大……”——这种想法，促使我下定矛盾的决心：我必须在一两天内同园子会面。这就是爱吗？这难道不是当一种不安藏在我们的内心时，动辄就以一种奇怪的热情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不安的好奇心”似的感觉吗？
园子和她的祖母、母亲多次来信邀我去玩。我给园子写信说，在她的伯母家留宿，于心不安，还是给我找家旅馆吧。她找遍了村里的旅馆，可是所有旅馆都找不到空房，有的成了官厅分局，有的成了软禁德国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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