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
我永远不会忘记朱利克。我怎能忘记这场为死人和行将就木的人举行的音乐会？直到今天，每当我听见贝多芬的这段乐曲，就会闭上眼睛，一张苍白、忧郁的面孔在黑暗中悄然浮起，我的波兰同志，为垂死的听众举行了一场告别音乐会。
我不知道他演奏了多久，困倦征服了我。我在黎明时醒来，看见朱利克的脸冲着我，蜷缩着身子，死了。他身旁是那把小提琴，被踩得稀烂，成了一具令人惊愕、惨不忍睹的小小的尸骸。
我们在格雷维兹呆了三天，没有食物，没有水。我们被严禁离开工棚，门口有党卫军把守。
我又饥又渴。根据别人的模样，我判断出自己肯定邋遢肮脏、蓬头垢面。我们从布纳带来的面包早就吃完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到下一顿饭？
前线接踵而至，我们再次听到附近的大炮声。但是，我们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认为德国人就要垮台，不敢想象俄国人能在我们撤退前到达这里。
听说我们将被转移到德国中部。
第三天天刚亮，我们就被赶出工棚。我们把毯子披在肩上，毯子就像祈祷用的围巾。我们被领到一扇大门旁，那扇门把集中营一分为二。一群党卫军军官在那儿候着。队伍里传出一片流言：大挑！
党卫军军官们开始大挑：体质虚弱的，到左边去；步履稳健的，到右边去。
父亲去了左边。我快步跟上去。一个党卫军军官在背后吼道：
“回来！”
我挤进人群。几个党卫军跑过来抓我，引起一片骚乱，他们七手八脚地把几个人推到右边——包括父亲和我。枪响了，有人死去。
我们被带出集中营。我们走了半小时，来到一片空场中央，那儿有相互交叉的铁轨。我们要在这儿等火车。
鹅毛大雪漫天飞舞，他们既不让我们坐下，也不让我们走动。
我们的毯子上落了厚厚一层雪。我们领了份量与往常一样的面包，马上狼吞虎咽起来。有人想起吃雪止渴，大家很快竞相模仿起来。因为不许弯腰，我们只好用勺子从邻人的背上舀雪吃，一口面包一勺雪。党卫军在一旁监视，见到这种景象全都乐不可支。
几小时过去了，我们一直看着天际线，期盼着火车把我们救走，眼睛越看越酸。直到傍晚，火车才姗姗而来。那趟列车一眼望不到头，全是运牲口的敞篷车。党卫军把我们推到车厢里，每节车厢一百人：我们瘦得只剩皮和骨头了！大家都上车后，火车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