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我谈到了我在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在带有倒刺的铁丝网里，我看见了活生生的现实。一个“资深”囚徒劝告父亲和我不要说出自己的实际年龄，我父亲应当把自己说得年轻一点儿，我要把自己说得年长一点儿。接下来是“大挑”，人们在冷漠无情的天穹下，排着队朝远处的黑烟囱走去，一些婴孩儿被扔进燃烧的沟渠里……我没有说他们是被活生生扔进去的，我只是那样想。但我还是说服自己：不，他们死了，不然的话，我肯定会发疯。但是，同伴们都看见了婴儿，他们被扔进火里时还活着。历史学家们，尤其是台尔佛德·泰勒证实了这一点。看来，我没有精神失常。
在结束这篇导言前，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很重要，我强烈地感受到，书与人一样，各有各的命运，有些书使人悲伤，有些书给人快乐，有些则二者兼而有之。
我刚才提到，四十七年前，《夜》的出版在法国屡受挫折。此书虽然好评如潮，销售情况却差强人意。它的题材让人毛骨悚然，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如果某个拉比在布道时偶尔提起这本书，人们就会抱怨“让孩子们承载犹太人过去的悲剧”没有意义。
后来，情况大变。人们接受了这本书，其程度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今天，美国的中学生们和大学生们，还有其他人，都把这本书当作教科书来读。
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首先，公众的态度有了重大转变，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或在战争中出生的人对所谓“大屠杀”很漠然很冷淡。现在的情况却大不一样。
以前，几乎没有哪个出版商敢于出版这类题材的书籍。
今天，大部分图书目录都有这种书。学术界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学校开设有关这类内容的课程。今天，许多学校都开了这类课程。说来奇怪，现在这种课居然大受欢迎。奥斯维辛的题材成了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电影、戏剧、小说、国际会议和展览会层出不穷，国家官员们全都出席有关的纪念活动。自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于年开馆以来，它已经接待了两千二百多万观众，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
或许，公众知道幸存者的数量与日俱减，愿意聆听幸存者们讲述即将逝去的往事。当然了，说到底，这一切都涉及到对往昔的追忆，涉及到它们的本源、重要性和影响。
显而易见，对于愿意提供证据的幸存者来说，为死者和生者提供历史见证是一种责任。他没有权力剥夺后代人对过去的回忆，它属于我们的集体记忆。忘记过去不仅是危险的，也是有害的，忘记死去的人无异于对他们的二次戕杀。
有时人们会问我听没听说过“奥?斯维辛应答祈祷”，我回答说，我不仅没有听说过，甚至不知道这样一场重大的悲剧竟然有应答祈祷。我只知道责任需要“回应”。每当我们提及那个罪恶与黑暗的时代——它是那么近，又是那么遥远——“责任”才是关键词。
目击者必须挺身而出做见证人，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为了明天即将出生的孩子，他不想让自己的过去成为他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