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也是一种留取纪念的方式。红墙人手够得到以下的地方，被抹得左一道右一道露出底色，难看极了。
我也挤上去抹。抹了一手红粉，才想起身上跟本未带笔记本。觉得没趣，又无处洗手，更无手绢（十七岁的我还不懂随身带手绢是一种文明的教养），从地上捡起团肮脏的纸擦擦了事。
又见一群人忽地围拢起来。不免又好奇。又挤进人墙看究竟。原来被围拢的是两位蒙古少女。围拢他们的人认定她们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两位为救集体的羊群而与暴风雪博斗了一天一夜的小英雄。纷纷将笔记本和手绢塞给她们，让她们用蒙文签名留念。她们不懂汉话，也不会说汉话，却明白人们的意思，认认真真地用蒙文签名，满足大家的心愿。
人们中有一个大煞风景地说：“她们不是‘草原小姐妹’，我从《人民画报》上见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照片，长得跟她俩完全不一样！”
这话引起了众怒。大家认为她们就是“草原小姐妹”，他却道不是！扫大家的兴！真是罪该万死！
“是！当定是！”
“你胡说！”
“你别有用心！”
“你是真红卫兵还是冒牌的红卫兵！”
众怒之下，他明智地灰溜溜地赶紧离开了。
谁破坏了群众的某种情绪，谁就成了群众的敌人。即使明知群众在自欺欺人，也千万不要点破。点破了，没有好下场。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更多的时候是不但甘于而且乐于自欺欺人。因为自欺欺人的办法可使没意义没意义的某些事变得有意义有意义。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善于寻找到各种他们认为有意义有意义的事做。比如有些革命群众认为，凡是毛主席语录，不论刷写在墙上的或是印在纸上的，同时都应该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头像，于是便会组织起来，用硬纸板镂刻了毛主席的各种头像，拎了油漆桶，走街串巷，看到哪堵墙有语录，便“制作”上一个毛主席的头像。还寄联名公开信与《人民日报》，于是《人民日报》头版的语录栏左上角，从此也有了毛主席头像。于是全国各省市地县的报纸以及各红卫兵组织的战报、传单上，也便都有了毛主席的头像。没有这一类有意义的事层出不穷，革命群众就会渐渐感到“文化大革命”没多大意思了。
我虽然没带笔记本，但又不甘错过机会，灵机一动，脱了外衣，打手势让“草原小姐妹”往我背心上写字，并指指天安门城楼，举起双手跳跃两次，意思是让她们写“毛主席万岁！”
也不知她们到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反正她们点了点头。
于是我向她们背过身去。
感觉她们写完了，我还有些不放心，问旁边的人：“给我写完了么？”
“写完了！快躲开，该给我写啦！”那人一把将我推开。
穿好上衣，怀着得到意外收获的喜悦，怕再乘错车，走回了地质博物馆。
临睡前，脱下背心，光着脊梁，捧着欣赏。
写得很大，很清楚。蒙文字也好看，曲曲弯弯地象花边。
离我近的那个上海红卫兵又凑过来，问：“谁给你写的？写的什么？”
我炫耀地说：“‘草原小姐妹’写的！毛主席万岁！”
他两眼射出嫉妒的目光，急切的又问：“你在哪儿碰到她们的？让她们写她们就肯写么？”
我说：“在天安门前，只要是戴红卫兵袖标的她们就肯给写！”
“你又到天安门去了？我也去，现在就去！路上买几条手绢，让她们全写上！”他说着，站起来就打算走出去。
我说：“老弟，别去啦！你以为人家会在天安门那儿等你呀？早走啦！”
他有点不相信：“真的？”
我说：“骗你干什么呢？我在天安门那儿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她们，我瞧着她们，心想，好象在哪儿见过呀！猛然想起来了，这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吗？就拦住她们，问：‘你俩是龙梅和玉荣吧？’她们回答：‘是呀，你怎么知道？’我说：‘《人民日报》上登过你俩的照片啊，给我留个纪念吧！’姐姐说：‘行！’妹妹说：‘那你可别声张，否则人们该围住我们，都请求我们留纪念啦！’我赶紧撩起衣服，让她们往我背心上写字。她们一写完就走了！全北京没有第二个人会得到这样的纪念！”
他听我说完，捧着我的背心，没够地欣赏那些曲曲弯弯的蒙文字，爱不释手。
我十分得意。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编出那么一番谎话骗他。
他低声说：“咱俩商议商议吧！”
我说：“又想用你那双布鞋换？得了吧，我已经有鞋穿了！”
他用更低的声音悄悄说：“不是换，是买你的！”
“买？”我一怔。
他说：“你要个价吧！”
我想：还要到四川去，穷家富路，钱也是我所十分缺少的东西。遂问：“你想给多少？”
他朝我伸出了一只手。
“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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