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桌旁，他总爱在那儿看书。他的面前有一只拆开的信封和一封信。他对特蕾莎说：“我时常收到来信，可我不想跟你谈信的内容。是我儿子写来的。我费尽心机，为的就是避免他与我生活之间的任何接触。可你瞧命运是怎么在捉弄我。几年前他被大学开除了，现在在一个村里当拖拉机手。我们确实已经没有任何接触了，可是我们的生活却像两条平行线，朝着同一方向并列前进。”
“那你为什么不愿同我谈这些信呢？”特蕾莎深深地松了口气，问道。
“我不知道，这让我觉得不舒服。”
“他常给你写信？”
“有时。”
“跟你谈什么呢？”
“谈他自己。”
“有趣吗？”
“是的，你知道，他母亲是一名狂热的共产主义者。他老早就与她断绝了关系，和一些类似于我们这样处境的人交往。他们试图展开某种政治活动，其中有几个人如今被关进了监狱。不过他同这些人也闹翻了，与他们保持着一定距离。他称他们是‘永恒的革命者’。”
“他跟当局妥协了？”
“不，丝毫没有妥协。他是个教徒，他认为宗教是万能钥匙。在他看来，我们每人都应当无视当局、遵循教规过普通生活。应该无视当局。他认为，只要信仰上帝，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以自己的行为，创建他所说的‘尘世间的上帝之国’。他告诉我说，教会是我们国家惟一摆脱国家控制的自愿者协会。我总在问自己，他到底是为了抵制当局而信教呢，还是真的信教。”
“那么，就问他好了！”
托马斯接着说：“我始终钦佩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以前觉得他们都具有我所缺乏的奇特、超凡的感受禀赋。有点像是通灵者。可是从我儿子的例子来看，我现在发现，成为一名教徒其实是很简单的。当一个人处于困境中，一些天主教徒便去关心他，他一下子就发现了信仰。99?也许他是出于感激而决定入教的。人类的决定往往草率得可怕。”
“你从未给他回信吗？”
“他没有给我地址。”
接着，他又说：“当然，邮戳上有村庄的名字。只要给当地合作社寄封信就行了。”
特蕾莎为自己对托马斯的种种猜疑而感到羞愧，想弥补一下过失，冲动之下，突然对他儿子关心起来：“那么，你为什么不给他写信呢？为什么不邀请他来？”
托马斯说：“儿子长得很像我。他说话时，上嘴唇总是一翘，跟我一模一样。看见自己的嘴在谈论上帝之国，这让我觉得有些太奇怪。”
特蕾莎哈哈大笑起来。
托马斯也笑了。
特蕾莎说：“托马斯，别孩子气了！你和你第一个妻子的事早已经成为历史了。这事与你儿子有何相干？他与她母亲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就算你年轻时没选择好，难道这也可以成为你伤害别人的理由？”
“说真心话，见面让我尴尬。这也是我不想见他的主要原因。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么固执。某天，你作出一项决定，你甚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这项决定有其惯性力。随着一年年过去，要改变它有些困难了。”
特蕾莎说：“请他来吧！”
下午，从牛棚回来时，特蕾莎听见马路上有人说话。她走了过去，见托马斯的卡车停在那儿。托马斯正弯腰拆卸一只轮胎，一群人围着他看，等着他把车修好。
特蕾莎站在那儿，无法将目光挪开：托马斯确实老了。他头发灰白，干起活来动作笨拙，当然不是由医生转行当卡车司机显示出的笨手笨脚，而是一个步入老年的男人所表现的迟钝。
她想起不久前与合作社主席的一次谈话。主席告诉她托马斯开的卡车的车况很糟糕。他说这话像是开玩笑，并没有埋怨的意思，可他毕竟有些担心。他还笑着说：“托马斯对人体对比发动机要懂行多了。”他还向她透露，他曾向当地政府多次交涉，想让托马斯在当地行医。他后来听说，警方是决不会准许的。
为了不让卡车周围的人看见，特蕾莎躲到一个树干后，但她的眼睛始终盯着托马斯。她深感内疚，都是因为她，托马斯才离开苏黎世回到布拉格，又为了她而离开布拉格，甚至在这里，她还继续烦他，甚至当着奄奄一息的卡列宁的面，虽然没明说，但还猜疑、折磨他。
她总是在内心深处责备托马斯爱她不够深。她认为自己的爱是无可指责的，而托马斯的简直就像是一种恩赐。
现在，她明白自己是多么没有道理：如果她真的很爱托马斯，那她就应该和他一起留在国外！那儿，托马斯是幸福的，新的生活展现在他面前。而她却离开了他，独自出走了！当然，她当时自以为这样做是出于好意，是不想成为他的负担！可是这种好意难道不是遁词吗？其实她知道托马斯会回来，会来找她的！是她在唤他，拖累他，一步步把他往底层拖，就像仙女把农夫引入泥炭沼，让他们淹死在那儿。她利用托马斯胃痉挛的那一瞬间，骗取他发誓与她去乡下定居！她真够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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