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惠普员工介绍说。
“美国总部想要我回美国工作。”孙振耀5月份离职时告诉作者，“但考虑到美国工作更忙，更没有时间学习和与家人相聚，所以最后放弃了总部给的这个机会。”孙振耀寻找新工作并不顺利，辗转将近一年，才最终出任海辉国际董事长。
事实上，孙振耀在海辉并不负责具体事务。孙振耀任惠普中国总裁时，任海辉国际董事，出任董事长，只是代表董事会与管理层进行沟通。这对于孙振耀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离开惠普之后的一年，孙振耀迷上了学开飞机。“9•11”事件后，美国收紧了对飞行学校为外国人提供驾驶训练的管制，但看来并没有影响孙振耀享受他的新爱好。“眼下还没有买飞机的计划，只是觉得开飞机很有挑战性就学着玩一下。”2007年11月14日，孙振耀在北京描述自己的退休生活时说，“在惠普时太忙好多好玩的事没时间去做现在有了。”
孙振耀当时发给作者的名片显示，孙当时隶属于一家名为“企业管理之道”的咨询公司，同时担任多家美国和中国公司的顾问。“以前当总裁，必须天天决策，做选择题，像考生；现在当顾问，是给高管们出题，让他们回答，像考官。”孙振耀描述自己的顾问生活说。
孙振耀离开惠普时，已经52岁，其经验与精力，均处于人生的顶峰，可谓风华正茂，他一定不想将开飞机当成自己未来生活的部。
那些远去的背影
孙振耀的离去，让人想起了更多消失的熟悉面孔。
在2007年4月下旬的博鳌亚洲论坛的晚宴上，作者发现了不大起眼夹杂于人群中的周伟焜。他和大家一道坐大巴回住地，陪同在身边的是一位多年知交。
“现在不管具体事务了，比较闲，来博鳌没有什么事，只是来看看。”周伟焜对作者说。
以前，有着中国IT教父之称的周伟焜出现在博鳌亚洲论坛时，不会是这个样子。那时，周伟焜的身上有众多符号意义：人才本土化，外企CEO常青树、创新型文化等。尽管2007年年初才离开IBM大中华区CEO的位置，但这些符号似乎已经与他无关。
现年61岁的周伟焜在IBM工作了40年，有“IBM的活化石”之称，曾目睹了IBM70～80年代在大型机时代的辉煌和在PC业的崛起、90年代初的衰败，以及接下来的10年逆转。1995年郭士纳空降IBM后起用重臣汤普森。接下来的5年里，IBM球二十多个大区总经理只有两人在撤换大潮中幸免。周伟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任大中华区CEO兼董事长。IBM中国深深地烙上了周伟焜的个人印迹。
在孙振耀、周伟焜离职之前，2006年8月4日，48岁的思科中国区总裁杜家滨被调亚太区任职，随后离职，从舆论的视线中消失。接着是惠普中国区执行副总裁余振忠辞职。2007年9月，48岁的微软大中华区CEO陈永正高调离职，加盟NBA。“NBA是一份更好玩的工作，今后你打篮球可以找我了。”陈永正对作者说。
而不久前，又有Sun大中华区总裁余宏德离职，AMD大中华区营销总监孙秀芳离职，Mercury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卢汝文离职。随后，媒体上几乎再看不到有关这些人的消息。
这当中，余宏德的离开最为出人意料。他自1985年起为Sun效力23年，早在1994年就是大中华区业务拓展、市场推广及统筹销售的主要负责人。
一位离开Sun公司的员工对作者回忆说，在最后的离别晚餐上，即将离开自己打下来的江山的余宏德双眼噙满泪水。这让人想起唐骏。在离开微软的最后的晚餐上，唐骏为微软中国员工献上一曲悠扬的萨克斯，随后双眼噙泪，与每一位女员工拥抱，和所有的男员工一一握手。第二天，他头顶着“微软终身荣誉总裁”的头衔与微软分手。
在中国，没有保障职业经理人的制度，类似唐骏、孙振耀这样的职业经理人提前退休，是传统商业社会的一种损失。
比孙振耀或其他职业经理人幸运的是，唐骏没有终止自己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先是盛大，后是新华都，唐骏在改写自己的职业经理人履历，也在突破中国的职业经理人藩篱。正是这层藩篱，阻碍着中国商业智慧的自由流动。
金牌职业经理人
唐骏刚去盛大时，曾多次与作者交流。当时作者问他：“中国现在的机遇这么多，为什么不自己创业，何况你加盟微软前，有创业的经验。”作者还说：“在中国，职业经理人难做，利益没有保障，决策很难获得支持，最后悲情出局者居多。”
唐骏当时的回答是：正因为如此，职业经理人对当下中国更有意义，因此我立志做一个职业经理人。
与那些悲情出局者相比，唐骏是幸运的，任盛大总裁四年，没与陈天桥红过一次脸，更重要的是，他拿到了所有
期权。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么幸运，能拿到自己的期权，许多人离开时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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