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华都，找回在盛大失落的梦想不是唐骏唯一的责任。他来到新华都，已经做完了三件事情，运作紫金矿业上市，运作新华都购物上市，收购港澳资讯，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整合新华都旗下IT资源。
港澳资讯除了为企业客户和投资者提供财经信息服务外，还为客户提供技术解决方案，这部分业务可能划入新华都信息科技。
接下来的任务是布局十大产业。唐骏承诺，两年内，帮助新华都布局十大产业。在收购港澳资讯后，新华都将在百货、超市、地产、工程、矿产、旅游、IT、投资等十大领域布局。
唐骏以10亿元天价转会曾引起业界质疑。他当时这样解释：自己一定会给新华都带来10倍于10亿元的价值。当时这句话不为人理解，现在唐骏正逐步通过自己的行动展示这句话背后隐含的意义。
Signing bonus
唐骏加盟新华都，是中国首个“Signing bonus”成功案例。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IT产业迅速发展，急需传统行业的商业智慧，其中包括企业的运营、管理、战略定位、资本运作等各个方面的经验。IT行业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新兴行业，这样的管理人才处于紧缺状态。
当时美国的环境并不利于传统商业智慧向IT产业流动。当时的美国传统行业，工作很稳定，薪金很高，很多高管都工作五年甚至十年，未来几年的收入可以预期，而IT行业风险大，许多公司在几年之后就烟消云散，也并不比传统行业（比如食品、零售、石油等行业）有钱，为控制成本，这也使得其薪资不见得比传统行业高。
互联网企业大潮兴起之后，IT行业这种人才紧缺状况、这种商业智慧的饥渴状态更为明显。
为了引进传统商业智慧，美国的IT企业及互联网企业最初采取了两种制度：一是在工资上尽量向传统企业看齐，二是建立了期权制度。因为IT企业成长迅速，期权会在短期内迅速升值，企业高管能在期内迅速致富。
但对于传统行业那些保守的职业经理人来说，期权制度对他们并不具有吸引力：期权的兑现有许多限制，其中包括兑现时间，期内必须达到预期的业绩，如果达不到预期，则什么都得不到。
为了让更多的职业经理人进入IT行业特别是互联网行业，硅谷产生了职业经理人转会制度，这个制度被称为“Signing bonus”，意指签约之后这笔钱（或干股）就归属职业经理人，而没有预售时间与预售业绩的限制。
当时最著名的例子是IBM的郭士纳。1993年他从RJR纳贝斯克（一家做袋装食品的传统企业），来到IBM的转会费为500万美元，部为IBM股票，这在当年，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惠普总裁卡莉，其跳槽至惠普的转会费是3200万美元，部为惠普股票。
经过15年的发展，职业经理人制度已经成为一种通常的制度，不仅大公司的CEO受惠于这种制度，总监、部门主管也受惠于这种制度。谷歌（google）就是一个例子，李开复从微软跳槽到谷歌，出任大中华区CEO，其转会费为150万美元。作者采访获悉，150万美元为现金。
对于李开复来说，钱并不多，李开复更看中其他方面：一是中国市场的发展，二是谷歌的潜力，三是他个人想回到中国。
职业经理人转会制度与风投制度基本产生于同一时期，两者相辅相成。风投制度催生了网易、雅虎、谷歌、AOL等一批企业，职业经理人运用传统行业的商业智慧，特别是资本运作手段，做大了这些企业，为这些企业带了更多投资。
在美国，第一波互联网泡沫有风投的作用，也有职业经理人的推波助澜，网易、雅虎、谷歌、AOL都是这样被做大的。
职业经理人困境
“Signing bonus”在中国成功，有利于中国商业智慧的流动，改善了职业经理人的命运。两者互为因果，职业经理人命运改善是因，商业智慧流动是果。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功地引进了风投制度，但“Signing bonus”制度在中国还处于缺位状态。
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过去10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职业经理人群落，他们大多来自传统行业，也有许多人来自IT行业。职业经理人的命运大多跌宕，离开“打工”的公司大多悲情。离开时，他们体验到的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痛。
前用友CEO何经华较为典型。初识王文京，他们立志要将用友做成国际化的用友，做成中国的微软，要创造一段“比尔•盖茨与鲍尔默式”的佳话。当时用友向何经华承诺，年薪500万加部分期权。三年之后，何经华选择离职，工资拿到部分，期权却一分没有拿到。
当年，何经华号称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没有料到其结局如此悲情。
悲情出走只是一个结果，对于何经华而言，更痛苦的是三年之内为推行新政遭遇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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