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风掠过树梢，像一个荡妇的淫笑。我数着木鱼声，在等母亲，不，在等饭头慧海给我答案。
脚步声由远及近，门缝塞出来批复，也传出道静师傅的声音：“悦亲是养亲的第一要诀，让你母亲满心欢喜是寿亲之道，你为什么要陷她于痛苦呢？”
我接过批复打开，不见任何笔迹，反驳道，“如果父母有不正当的言语和举动，或者迷入外道邪见，难道不应该劝阻吗？”
“阿弥陀佛。做好人，行善事，佛就是我心。是非未了又来了，怎么能不了了之？”
“道静师傅，我来问你。”我想，与其无功而返，还不如豁出去，“是非就是罪，罪孽不去，修行何益呢？在菩萨面前也不好交代啊。”
道静师傅不吭气了，我把批复再塞给她。我定下决心，不论母亲写的是谁，都要夤夜登门，没有水落石出决不善罢甘休。
可是，当最终从道静师傅手中接过批复，对着门缝漏光辨识出母亲的手迹时，我如五雷轰顶，不要说夤夜登门，连下台阶腿都要哆嗦。在批复的右下角，我妈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下三个大字：方礼金。
这个夜晚，我又头痛了。母亲不在家，躺在床上的我不但体会不到宁静，心中反而更加慌乱。我打开笔记本，嗅嗅干枯的桃花标本，索然无味，头脑当然没有清新的感觉。更糟糕的是，手持桃花翩跹起舞的钢笔素描再也挑不起欲望了。我感到骇怕，心里满是生活即将改变又不知何去何从的不安。
我迷迷糊糊地睡了，脸上盖着打开的笔记本。在梦中，唱《桃花结》的不再是面目模糊的小女孩，而是切切实实的花季。花季往草地一滑，我就被摔醒了。被摔醒的还有我潜伏的意识：今生今世已经离不开花季了，哪怕付出母亲剃度出家、大伯身败名裂的代价。
大伯方礼金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广东吴川开的士，一个在新疆阿勒泰当连长，两个都已娶妻生子，天南地北的，除了逢年过节的问候电话，跟大伯老俩口不构成任何关系。我对两个堂哥没什么印象，只依稀记得小时候吃过他们的耳光、挨过他们的白眼。
第二章：仇恨(15)
这么想着，我的摩托车就拐进了一条叫“水南尾”的小巷子，住在这条小巷的人从市领导到补锅匠，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水南尾的出名不是因为住户复杂，而是地形复杂，七弯八拐晕头转向，新来的住户没有三两个月，甚至找不到自己的家。骑到大伯的门口，却是铁将军把门。天刚朦朦亮，他们会去哪儿呢？练气功，还是舞太极剑？这时，一个手心里托着臭豆腐的老汉主动走过来告诉我：
“你找老方吧？他肯定在桃坊瓷器厂。”
桃坊瓷器厂因瓷土欠佳、产品滞销而破产，血本无归的老板将厂房贱卖给当地人做根雕，卷起铺盖回潮州去了。做根雕的要腾出仓库做展示厅，就把积压多年的瓷砖整箱整箱地扔到围墙外的桃花溪边。这些废弃的瓷砖也许稍微有一点变形、可能留一点瑕疵，但是，没有专业眼光来鉴定是发现不了的。这样，那些买不起瓷砖的人就提着篮子、挑着粪箕来白捡了，捡回家请人往墙上一贴，谁敢说不是新房子呢？大伯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本来，大伯是不至于要捡瓷砖的，当总务主任半辈子捞到的那一点钱都被两条白眼狼刮去娶妻买房了，水南尾的三层楼房盖好十几年还是红通通的砖墙，想想省一点是一点，于是就抹下面子，挽起圆篮跟伯母来了。我找到他的时候，大伯正在用双手翻开一堆一堆的碎片，把好瓷砖慢慢抠出来。
我连叫三声“大伯”，大伯都不见反应，我只好弯下腰自我介绍：“我是立伟，礼银的儿子。”
“哦！”大伯站起来，拍拍手懊恼地说，“我们来晚啦，捡人家的甘蔗渣嚼。立伟啊，在哪里发财？”
“液化气店扛罐子。”
“是卖北门那一片吧，怪不得见不到你。怎么样，找我推销液化气，液化气什么时候也搞起传销这一套了？你知道我最烦什么吗？一是传销，二是补钙，就是把我的脑袋换成猪头，我也不干那蠢事儿。”
“我有要紧的事情找你。”
“要紧的事情？那就回家说呗。”大伯指着两篮瓷砖说，“你把它们载回去，我和你伯母慢慢走。”
为了搬运液化气，我的摩托车焊了专门的铁架，用来载瓷砖也算物尽其用。在水南尾，我只等到大伯一人。“伯母呢？”
“去菜市场了，你中午就在这儿吃饭。”
“不用了。”我取出腰间的小灵通说，“它一响我就得走人。”
“那就别拐弯，有什么话直截了当说。”
大伯把瓷砖拎进客厅，关好门，引我到楼上一间书房，再关上门。我自己找位置坐下，批复递给大伯，聚精会神地凝视他的神情变化。不料，大伯却神态自若，稍一浏览就还给我，“我知道啊，你哪来的陈芝麻烂豆谷？”
我没有去接，淡淡地说，“我妈在上面写你的名字。”
大伯抖一抖批复，“那又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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