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光绪帝则以海军成绩既太有可观，当日人之衅，何至不能一战，而徒留为陈设品？乃允翁同龢之请而宣战，实信赖鸿章所经营而日进精强之军备耳。”如果说北洋水师的船只、设备果真陈旧、落后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以致成了战败的主要原因，那么，李鸿章为了“获奖”而大搞“浮夸风”当难辞其咎。
造成战争胜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武器、装备是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部因素。李鸿章在主观上畏敌主和，在作战部署上贻误战机、指挥失误，加之用人不当，长期以来军纪废弛等等因素都不可排斥在外。就当时的实力而论，北洋水师尽管在船只的装备和技术水平上可能不如日本，但如果指挥这场战争的主帅坚决抗战，则未必不能取胜。就在李鸿章赴日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的第二年即公元1896年，日本人大久平治郎在东京出版了《光绪帝》一书，其中分析中日甲午战争的形势说：“日清开衅之初，帝一意主战，观其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意亦可见矣。诚使支那君臣一心，上下协力，目的专注于战，则我国之能胜与否，诚未可知也。”中国的“主和派”甚至连这位日本人都不如了。
关于“近年部议停购船械”，池仲佑撰《海军大事记》载：光绪十七年“四月，户部奏酌拟筹响办法一招，议以南北购置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即将所省价银解部充饷。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屡向提督丁汝昌力陈，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稍缓，丁汝昌据以上陈。秋间，李鸿章奏称：‘北洋畿辅，环带大洋，近年创海军，防务尤重。北洋现有新旧大小船只共二十五艘，奏定海军章程声明，俟库款稍充，仍当积购多只，方能成队，而限于饷力，大愿未偿。本年五月奉上谕，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惧非所以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等语。然以饷力极绌，仍遵旨照议暂停。”
这件事，连同“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都是构成户部尚书翁同龢“以军费掣肘北洋，以致对日作战失败”之罪名的重要材料。让我们再看一看“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是怎么一回事。
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翁同龢奉旨筹款堵口，与潘祖荫联名陈奏《请速堵郑工缺口及设法补救疏》，其中所提六条建议的第二条说：“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等项及炮台各工拟令暂行停止也。查各省购买外洋枪炮、各项船只，以及修筑洋式炮台各工，每次用款需数十万两，均须由部筹拨，竟有不候部拨已将本省别项挪用，遂致应解京协各饷，每多虚悬，迨经饬催，辄以入不敷出，转请部中改拨他省。窃计十余年来，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且外省设有机器制造局，福建设有船厂，岁需经费以百万计，尽可取资各处，不必购自外洋。迩来筹办海防固属紧要，而河工矩款，待用尤殷，自应移缓就急，以资周转。拟请饬下外省督、抚；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等工，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
从以上奏疏中可以得知，户部请求暂停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准奏修筑之炮台等工，事出有因，那便是急于筹款堵郑州黄河缺口，“移缓就急，以资周转”，并不是只对北洋水师而言，而是包括各省，上述各项都是“暂停”，并说明“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这时距甲午战争爆发还有七年，如果说翁同龢为抢救水患灾害而采取的这项临时措施是为了给七年后的甲午战争“掣肘”，恐有失公允吧？再联系到以下事实：中日朝鲜问题交涉发生后，清廷向英、德订购快船数艘，向阿根廷订购快艇十三艘，费银四百余万两，加以军费三百九十多万两，两项共八百万两，实际上都是由户部负担的；此外，为支付军费和其他各项开支，户部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银行贷银一千万两，由当时的浙闽总督谭钟麟出面向德华银行借款五十万镑，由轮船招商局出面向上海腊飞银行包借一百万镑。1894年7月，李鸿章为添购快船电奏请款，户部立即拨款二百万两，连同募勇备案共二百五十万两，嗣后又提四百万两。当时国库空虚，海防吃紧，还有皇太后万寿庆典那个无底洞在逼着要钱，翁同龢斗胆以户部名义上摺请求停止颐和园万寿庆典活动以充军费，这些，难道都是翁“以军费掣肘北洋，以致对日作战失败”吗？
甲午战争时期，中方的舰只陈旧、军火不足都是事实，据当时担任北洋海军顾问的英国人泰乐尔的自传记述，战时北洋水师最大的铁甲舰定远、镇远二船，定远舰的十寸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只有二枚，以致巨炮在战争中不能发挥作用。作为总理国家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当然负有责任，但“仰体时艰款细，未敢奏咨禀请”的李鸿章，惟恐“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的李鸿章难道没有责任吗？而最应当承担责任的则是置国家危亡于不顾，耗费巨资建造颐和园及举办万寿大典的慈禧太后，这一浩大工程到底花了大清国多少钱，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不过，倒是另有两个数字值得一提：一是在甲午激战之中，李鸿章向
太后寿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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