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礼银十万两，并长芦盐商十万两；二是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李鸿章赴日议和之前，向代理其职务的王文韶列册交代，尚有“淮军银钱所存银八百余万两”！这笔钱是哪里来的？王文韶说：“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而积存者”。攒着克扣军饷而得的八百万两白银，还要在军费不足的问题上大作文章，以开脱战败之责，这便是李鸿章之所作所为。
翁同龢“以军费掣肘北洋”，向李鸿章“挟私报复”之说，很重要的一个支柱是关于翁、李私仇的一个传说。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说：“曾见某笔记中的记载，李鸿章居曾幕时，尝为曾国藩草一奏疏劾安徽巡抚翁同书，最得曾国藩之激赏。其时，曾国藩因翁同书对练首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他本人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竟欲具疏奏劾而难于措辞。盖翁同书乃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的‘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究竟如何措辞，方能使皇帝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项，实在很费踌躇。他最初使某一幕僚拟稿，觉得很不惬意，不愿采用，而自己动手起草，怎么说也不能妥当周匝。乃由李鸿章代拟一稿，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情曲比，也促使朝臣之视翁者为之钳口夺气。所以，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激赏。待其稿入奏，而翁同书亦旋即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矣。”
这段故事余下的话就是：因为李鸿章代曾国藩拟疏弹劾翁同龢之兄，翁、李两家便结下了不解之仇，因此，翁同龢“以军费掣肘北洋”，向李鸿章“挟私报复”。
曾国藩上疏弹劾翁同书，确有其事，发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1862年（同治元年）初，但那份弹章是不是李鸿章起草的？上述“故事”的真实性关系到翁、李矛盾，也关系到翁同龢的人品，应该弄清楚才是。
《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作者谢俊美曾就此作过专门的考证，该书中说：“参招究竟是否出自李鸿章之手，《曾文正公集》中并未提及，《李文忠公集》中也未谈起。不过，《翁文恭公日记》中倒是提及过有关此折的作者，但不是李鸿章而是出自一个姓徐的幕僚之手。1870年”8月19日（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得徐毅甫诗集，读之，必传之作。毅甫名子苓，乙未举人，合肥人，能古文。集中有指斥寿春（谢俊美按：当为寿州之误）旧事，……弹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贻湘乡之作也。’翁同龢关心自己兄长被参一事完出于情理，其日记所载当然不谬。徐一士先生文中述及翁同书的结局也与事实不符。翁同书后来改留甘肃军营效力，并未充军新疆。因此，说翁同龢因乃昆同书被参一事对李鸿章公报私仇，纯属子虚，根本不存在。”
在上述翁同龢日记中，翁并没有肯定徐毅甫就是曾国藩弹章的起草者，仅“疑出其手”，但至少排除了李鸿章代拟弹章并翁、李由此结仇的可能性。我们还可以看出，翁同龢即使在怀疑徐毅甫曾是弹章起草者的情况下，对于徐的诗集仍然作出了“必传之作”的高度评价，而且是写在私人日记之中，由此，翁的人品可见一斑，他是一个心胸狭窄、挟私报复的小人吗？
此事真相大白，翁、李之间的矛盾若再纯粹以个人恩怨来解释，恐怕就难以支撑了。翁、李长期不和是事实，翁同龢本人也难免封建官僚习气，但就大的方面而论，翁同龢坚决主张抵抗外来侵略，积极支持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对日宣战诏书和宣布变法的《明定国是诏》都是由他起草的，这些都应该予以肯定；而李鸿章则在甲午战争中丧师辱国，并且亲手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戊戌变法期间又亲手签订了租让“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岂止这两份，他的一生签订了大量的卖国条约，是一位割地赔款的专家），两人的是非功过，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