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杨在此文中把古德诺的理论加以绝对化，古氏但言君主民治各有所适，杨则绝对化之为「君主优于民主」，并强调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君主立宪实为将来中华国体唯一之选择云云。不过筹安会也把古氏原文译汉发表，未加删节。
六君子还是六小人？
「六君子」，在传统中国历史上，原和「七贤」、「八骏」一样，是对一般朝士，尤其是关心国事民瘼、守正不阿，而学养超越的文职官吏，作正面评价的褒扬颂善之辞（其反面便是什么「三害、五虎」和什么「四大不要脸」了）。吾人如试一翻查辞书就知道，宋朝的政治冤狱里，就出过两造可敬的「六君子」。明朝为反对宦官魏忠贤，而横遭迫害的也是以左光斗等「六君子」，最为知名的。不用说在晚清戊戌政变时，为国人一致崇拜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就更是无人不知了。但是目前组织筹安会的杨度等六位仁兄，够不够资格，也顶个「六君子」之名呢？吾人如丢开这个筹安会的负面组织不谈，就人论人而月旦之，则杨度这个六人帮，自我贴金或他人捧场为帝制派六君子，也不算太过分。因为那时对共和政体失望。认为民国不如大清者，社会上正随处皆有。李宗仁将军当年便一再向我说，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则朝气失。国上下但觉一片腐烂败坏。李公每每向我叹息说：「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五章一节，末段
回忆不多年前，笔者访台时，在中央图书馆拜晤蒋复璁先生，是时正值媒体报导一桩乱伦案。蒋公阅报气愤不已。告我说，他幼年在故乡时，社会上发生一桩儿子打妈妈事件。其结果是本县知事丢官，知府降级。再严重一点，县城府城的「城墙垛」都要削平，科举停考，以示这是县府之耻。蒋公也一再叹息说：「那像台湾现在风气这样败坏？那像现在风气这样败坏？」
民国为何不如大清？
其实像笔者这辈转型期老人，所听到类似的「今不如古」和「一代不如一代」的叹息，正是千千万万。上举李、蒋二公之言，冰山之一角耳。余有一颇忠于共产主义的沙坪坝老同学，自北京来向我叹息说：「当年进中央大学是我自己考的啊。」据她说毛主席治下的名大学，高干子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这在当年大陆上便是个有趣的问题，叫做：「为什么国民党做到，我们（共产党）做不到？」其实早年大清帝国做得到的（如地方政府中的「迥避制」），而国民党做不到的也正可举之不尽呢。何足怪哉？
这一古怪现象，朋友，就是笔者所一再强调的所谓转型期特征了。我们中国，不论怎样，总是个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大国，更是东方文明的主流，纵是一贯被现代革命党人所诅咒的文化糟粕，所谓封建帝制，也未必是垃圾。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 socio─politibsp;entity ），不可能一无是处，他老人家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 challenge ）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颓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宝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一旦把这些断壁颓垣摧毁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骄横万状（事实上国共两党都是一样的），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凊了。岂然哉？岂不然哉？
民受苦受难百余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完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定型，不断改进实践，非两三百年不为功，哪可一蹴而几。这就是笔者所要说的历史三峡了。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民国初年那些要帮袁世凯做皇帝的「封建残余」，居然能以「六君子」头衔，来招摇过市，实在是也有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实际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