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笔者说他这篇文章，本身并无大疵，只是他写在那个微妙时代，就会被帝制派利用和曲解罢了。杨度在职业道德上有亏的地方，便是他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故意曲解古氏之文。古德诺分明说的是，共和帝制各有所适，到杨度笔下就被绝对化而变成「共和不如帝制」了。这是杨度这个政客下流的地方。
不过古氏对袁总统作上述分析时，他也保留个但书：那就是这个反转型（从个人独裁，立正向后转，再来搞帝王专制）必须：（一）要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反转型没异议；（三）要落实真正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三者缺一不可也。至于这三点，中国是否做得到，则非他这个老外之所知矣。换言之，解决中国问题，还得靠中国人自己去自求多福也。他只是讲一点海阔天空的政治理论罢了。
「筹安会」是个什么东西？
古氏之言虽是一篇理论性的空话，可是早已蓄势待发的杨度等帝制派政客们，却捡到鸡毛当令箭，就乘势拉开帏幕，正式搞起公开的帝制运动来了。那个部负责推动帝制运动的「筹安会」表面上是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由杨度等六个文人发起组织的，事实是其来有自。上篇曾提过，袁世凯在改变民国官制时，司马眧之心，固已路人皆见。而杨度等帝制派人物动念之时，似亦不在袁氏之后。袁氏之行为，甚或即出诸杨度等政客之策画也。
根据史料推测，我们大致可说，袁杨的勾结或在二次革命期中也。其后纵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最紧张的高潮期，他们也没有停止活动。杨撰「君宪救国论」就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中旬执笔的，此篇显然是出于帝制派之集体策动，甚或出于袁之授意，时在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出现的三个月之前也（古文撰于七月底）。袁氏批阅杨文之后，大为欣赏，乃援笔亲书「旷代逸才」的条幅并制成金匾以宠之。那时中国的崇洋的风气极重，他二人可能自觉杨度的学术分量不够，近地胡椒不辣，美国和尚好念经，古德诺又自视甚高而不知牌底，才决定利用古德诺。君子可以欺以其方。古氏在袁总统礼贤下士的恭请之下，天真的（ naively ）大掉其书袋，就上当了。本是象牙塔中人，要不甘寂寞下海从政，可不慎哉？其实当时替帝制派捧场的「远地和尚」，不只古德诺一人也。那位日本政治顾问有贺长雄的作风就更是肉麻了。他不但甘愿作袁氏的苏秦、张仪，到日本去替帝制派活动，他甚至对袁皇上自称「外臣」呢。（见一九五四年台湾版，「袁世凯窃国记」，页二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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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诺哑巴吃黄连
但是袁、杨二人，和他们所领导的帝制派密谋，可能为突发的日俄侵华的国难所阻，而迟迟未敢公开。等到两难同纾（中日二十一条签字于五月二十五日；中俄恰克图条约则签字于六月七日）之后，适值古氏返华。袁世凯不问苍生问鬼神，竟要求古顾问写一篇比较共和君主两制，孰优孰劣的政治论文，其蛛丝马迹，就不难细寻了。古氏二次来华为时不过六周，竟被逼唱出若斯之重头大戏，吾断其绝非偶然也。
古氏宏文一出，他们就揭开面纱，公开大搞其帝制运动了。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组织筹安会底灵感是由古德诺启发的。古氏又岂是笨人。他不甘心为帝制派所利用，得讯之后，他一面于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记者，说明真相；另外取得袁氏批准，随即在「京报」的英文版（ Peking Gazetta ）上披露其原文，以正视听。但是帝制派利用古德诺来祭旗，以发动帝制运动的目的已达。「君宪优于共和」的囗号已传遍国。古德诺这个洋顾问，再怎样招待洋记者，来痛加批驳，也是枉然。加以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开学了，古校长于月底匆忙离华返校，人去楼空，杨度（别署「虎公」）就变成古顾问「君宪救国」的代言人了。
笔者附注：古德诺在离华之前与中国帝制派这段笔墨官司，原是当时中西文媒体的头条新闻，可是八九十年之后，原载报刊多已断烂，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觅不易。所幸老古是美国名人，其时美国驻华使领馆，对他都十分注意。对华府国务院也密报至详。这些档卷今日仍保存完好，足堪检阅，严肃读者可参阅美使馆代办马慕瑞（J. V. A. MacMurray ）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发至华府国务院之七四七号密报，及其它附件，复印于上引一九一五年Fn Retions（ a ），pp.48─53.
帝制运动的暴风雨
筹安会之正式挂牌出现是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八月二十三日。随即发布启事，在国征求会员，并宣布「宗旨」说只是研究君主国体与民主国体，何者更适于中国之国情。专谈学理之是非，「此外各事概不涉及」。最早露面的筹安会成员只有六人，被帝制派媒体，甚至一般与帝制派无关的时论家，都誉之为「筹安会六君子」。六人公推杨度、孙毓筠为正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也于八
月二十六日正式见报。上节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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