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佛时，曾亲去仓央嘉措闭关静修的寺庙参观”等文字；还有说他被软禁在五台山的。说明去五台山之说颇为流行。
关于仓央嘉措未死于赴京途中的说法，以蒙古喇嘛阿旺多吉所著《仓央嘉措秘史》最为详尽。《秘史》中讲：仓央嘉措被钦使解至青海的堆如错纳时，皇帝圣旨到，斥钦使办事不周说：“尔等将大师迎至内地，安置何处？如何供养？”因之钦使惧罪，乃暗放仓央嘉措子身过去。之后，仓央嘉措经安多、康区，前往四川峨眉山，受到寺中僧众热情款待。然后返回藏区，经理塘、巴塘而到拉萨。又往山南朝拜桑耶、昌珠等寺庙。不料为拉藏汗所知，派人捉获，于解往拉萨途中脱逃，乃远游尼泊尔和印度，复经聂拉木、定日、门域、工布、塔布返回拉萨。被人认出，因此存身不住，乃远走高飞。先后巡游于青海、蒙古等地。１７１７年，游历北京，半年后返回蒙古阿拉善旗，以此为驻锡地而活动于蒙古、青海一带。１７４６年圆寂，终年六十四岁。
据此看来，关于仓央嘉措的后半生，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三、思想内容
对于《情歌》的思想性，我们必须结合仓央嘉措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和他的特殊身份，来加以分析认识。前面说到，按照格鲁派的规定，僧人是要严格遵守禁欲主义戒律的。何况身为宗教最高领袖的达赖喇嘛，则更应为众增之表率。但是；仓央嘉措不但不做表率，反而偏偏以这种独特而显赫的身份，做出了不少“风流韵事”，写下了情意缠绵的《情歌》，向佛教的清规戒律进行了大胆的挑战，这件事本身，从宁玛派的观点来看，虽然无足怪异。但是，对于当时以严守戒律为标榜的格鲁派以及整个佛教的出世思想来讲，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持挑战，因此它但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他在情歌中写道：
“若随美丽姑娘心，
今生便无学佛份，
若到深山去修行，
又负姑娘一片情。”
（译自青海省民族出版社藏汉对照 href='955/im'>《仓央嘉措情歌》第２４首）
这首诗，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出家修佛，还是在家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执著的追求，还是舍弃今生去寻求那虚无缥缈的来生幸福？这个问题，在每个僧人面前摆着，在每个僧人心中想着。在广大僧徒中，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深刻内容的矛盾问题。这种矛盾，是那么不可调和，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每具僧人都不得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是，在旧时代的西藏，在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统治下，人们是没有人身自由和信仰由自的。一家若有两个男孩，便要送一个去当僧人；若有三个，但要送两个去出家。所以，这里完全抹杀了信仰自由，剥夺了自己选择的权利。在这点上，仓央嘉措和广大僧徒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但是，对于行动的桎梏，并不等于扼杀了思想。失掉爱情的自由，仓央嘉措是不甘心的。所以在《情歌》中又唱出了如下的歌：
“我观修的喇嘛的脸面，
却不能在心中显现；
没观修的情人容颜，
却在心中明朗地映见。”
在佛教观念中，“佛、法、僧”被称为“三宝”。就是说佛、教义和僧人是佛教中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信徒都要诫崇奉，绝不允许有丝毫不敬，更不用说亵渎了。其中特别是向自己传授佛法经典的喇嘛，那是引导自己进入教门、指引走向解脱道路的亲教师，是佛的代言人。对之就更要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并要在修法中，时时加以观修，否则就是大逆不到，罪恶难容。但是，在这首诗中，仓央嘉措却把教导自己修习佛法的喇嘛与佛教严禁接触的“情人”相提并论。而且还毫不避讳地宣称，自己特意观修的喇嘛，在心中不见影象，而没有观修的情人，却占据了自己的心田。这就充分说明诗人对于佛法和喇嘛是淡然视之，而对于人世生活却是热烈追求。
像这样内容<bdi>藏书网</bdi>的诗，《情歌》中有七、八首。这些诗，不但否定了佛教的出世思想，而且对于强迫出家、把出家做为差役摊派给农奴的政教合一制度，给了有力的抨击。它表达了广大僧徒的心声，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制度的不满和对非理性的佛教禁欲主义的批判，使这些诗歌具有深刻的议会意义。这便是《情歌》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在民间，受到人民群众喜爱的根本原因。更何况诗人还唱出：
“发发草上霜冻，
再加使者寒风，
当然就是他俩，
拆散花儿蜜蜂！”
（同书第８首）
这首诗通篇用比喻，生动形象，有力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一切破坏爱情的“霜<cite></cite>冻”和“寒风”，其社会意义便更加普遍了。
在《情歌》中，我们还可以读到对于坚贞爱情的追求和赞美的诗，如：
“心中热烈地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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