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从2003年万通就开始介入了！
2003年下半年的时候，整个世贸还是一片废墟，没有人敢去，因此价钱极低。我们是第一个去那儿谈的外国公司。我第一次去谈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很吃惊，说：“你是第一个美国以外的企业来谈。而且居然是中国人。”拉里当时也非常高兴，给我们的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而且我们帮他，当时七号楼很难租，我们是他最大的租户，一下要租两万多平方米，就这样把市场价格给抬起来了。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只是晚了7天，而且只是违背了口头约定，不能算是法律上的违约；并且我们费尽周折把相关手续都走完了，字也都签完了，我拿着信用证飞过去的时候，觉得应该没问题，那么多人支持，州长，市长等，就差一个礼拜而<tt></tt>已，是不是？这时，州长、市长，很多人都给拉里打电话，还有拉里私下的朋友，都帮忙说合，让他给我们做这个“中国中心”的机会，因为这对纽约非常好，对两国的贸易也有很大好处。可拉里就是不买账，对州长不仅不理，而且根本就不待见，最后干脆一甩手上了游艇，出去玩了。因此，在美国那边的商政关系，商人的力量大于政府。政府拿拉里就是没办法。
但是反过来看，我们为什么会晚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这边政府和政策是怎么管企业的吧。为了拿这个信用证，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国有银行，两个银行都是部级单位，他们都坐不到一块儿。因为按官场的游戏规则，究竟是你到他那儿，他到你那儿，都大有讲究，大家都觉得自己是部级干部，谁都不肯屈驾。去海外投资都需要政府审批，有7个部门要批我们这件事情；可是在纽约，拉里要做这件事，不需要任何人批。他们唯一要批的一件事，还跟中国有关，是“法轮功”问题，听起来有些滑稽。
拉里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安全条款要谈清楚，涉及到“法轮功”，为什么呢？拉里曾经有一栋楼，就在中国领事馆对面，天天有“法轮功”闹事，弄得他底楼三年都没租出去。所以他很恼火，硬要给我们加一条，不得有“法轮功”来七号楼捣乱。我们说，这事我们管不了！双方讨价还价，光律师费至少花了几千美元，就这个条款，我怎么能保证得了呢？万一“法轮功”在那儿举牌子，就算我们违约啦。这实际上是在那里唯一可能扯到的政治关系。最后我们说，这个事情由警察局负责，到时这种事情出现，我们会请警察局提前来的；如果警察局做不到，不算我违约吧？只有是我们请“法轮功”来这个地方站着才能算我们违约，否则治安这事儿应该归警察管。
可是在国内，这件事情有好多部门要批。天津要批，北京要批，我们注册在怀柔，批准境外投资需要从怀柔开始批起。
所以我们也不能确定能批完的时间，我们只能拼命去讲，去推动。今天这个项目的租金是我们当时要签约时的一倍了，这件事如果当时做成了，我们今天就赚发了。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当时的商业眼光和商业的创造性，可这也是我自做生意到现在最为我的智慧感到惋惜的一件事。
最有意思的是，拉里曾经提出来：你告诉我，你们怎么批？你是民营企业，为什么还要批呢？我们说，中国境外投资全要批。他说：好，那就画个你们审批的路线图给我。后来，我们画了半天，最后都没敢给他，因为太复杂了，光是画个简单的，都十几道程序，怕他弄不懂。
这个“中国中心”的项目，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审批的时间进程。实际上从我们商业条款签完时的一月份，到最后七月份，人家给了我们半年时间。我们半年时间都花在项目的报批和信用证的审批上，时间全耗掉了。这是万通有可能取得超级成功的一个项目，就差了这七天啊，好<tt>?t>可惜。因为我两边跑，对比两边的政商关系，我就觉得咱们企业忒没地位了。到哪儿都求人，政府各部门，不管懂不懂得，其实大部分不懂，却都要过问，非说你这不能挣钱，那不能挣钱的。这事其实是个商业决定，退一万步说，股东都愿意赔钱，那还拦什么？如果说股东认为会赔钱，公司就不会做这个事了。至少我们董事会、股东会都商量过，都认为会赚钱，有关部门却还是迟迟批不下来。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两个体制背景下，企业跟政府的关系完全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