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围过来，像一堆饥饿的孩子和老人，望着一个手拿馒头的中年人，似乎我不把这个馒头给这些孩子和老人们，也许他们会叽叽哇哇活活饿死（也许他们会像狼一样朝我山呼海啸地扑过来）。这当儿，会议室里宁静无比，沉寂如死（置身那里，仿佛是置身在荒野的坟地中），空气滞重坚硬，一堆一团，像石块样挤着压着屋里的每一个人。也许是9点、也许是10点的夏夜的月光，在我背后的窗玻璃上，如纱绸般摇晃和摆动，乳白色的窸窣声，从玻璃的毛孔中挤进来，在会议室宛若柳絮飘落样，响着和飞着。在会议桌的上空堆积起来的焦虑和呼吸，也仿佛将燃的干柴在着火之前冒出的一团团的烟，呛得我喉咙发紧，呼吸困难，似乎再不透出一口气，我就会活活被憋死。坐在校长和书记的正中间，我手里拿着校长亲自为我削的大苹果，看了看校长的脸、书记的脸和所有校领导们的脸，看见了那片腊黄和暗青，如一片憋在阳光背后的云。然后把一直擎在手里的苹果放在水果盘子里，把被苹果弄湿的左手在右手上擦了擦，我便天光大开，顿悟似的说了一句恰如其分的话。
--现在几点了？
校长看看墙上的挂表说，天已经不早了，我们就照研究的方案落实吧。说为了保护杨副教授--杨教授，让杨教授躲过这一事件和风波，我们先安排杨教授到医院住一段时间院。到哪个医院合适呢？党委的意见是安排他到学校精神病附属专科医院去住几个月。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上边说他长期患有神经官能症，病发时会稍微有些精神不正常。说他三天前带领学生上街组成人墙抗风拒沙时，正好是病发期，所以学校再三阻拦没能阻拦住。说那场抗风沙事件，虽然在国际上给中国带来了负面影响和被动，可那只是一个精神病人引发的一次偶然事件，和中国环境治理的实际情况不相符。说到这儿，校长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来，瞟了一下会议桌旁的领导们，沉默一会儿，用舌头舔了一下他又薄又黑的干嘴唇，拿起他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放下杯子大声道，我们的工作原则一向是民主和平等，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民意，现在同意中文系杨科副教授--杨教授精神有病的请举手，不同意的可以沉默，可以把手放在桌子上。
张校长的话音一落，学校的书记首先跟着把右手握成拳头，宣誓样举在了半空里。
一个副校长跟着也举了。
一个副书记跟着也举了。
组织部长也举了。
教务部长也举了。
最后李广智看大家都举了，犹豫一会，也把右手举在了半空里。
所有的校领导，都举起右手同意我有精神病，同意我明天就去学校的精神病附属医院疗养和住院。那举起的右手，像一排箭杆杨般围桌而立，使会议室里到处都弥漫着森林的腐味和他们捏在拳头里的汗臭味。
.
第31节：5.白驹
5.白驹
我去精神病院住院是在来日的上午9点40分，学校的学生都上课时，教育部有位司长亲自带领的庞大调查组，还未及驻进学校的宾馆里，我就在这空当被学校医院的救护车送往了精神病院里。
离开家前，我和茹萍告别时，说了一番很动人的话。我说茹萍，我去去就回，以前哪儿对你不好了，请你不要记恨我（悲壮的样子和永别一模样）。我还说，虽然是住院，可学校昨晚雷厉风行，已经连夜把我的副高晋升为正高了，现在我都已经是教授博导了。是名副其实的教授和博导。等我住院一出来，我们不仅有了100万出版《风雅之颂》的专用经费，还能分一套五室三厅三卫的大房子，和学校的院士们同住一栋专家楼。说，说不定，今年内我就能当上中文系的系主任。
我走时，茹萍似乎想提着行李下楼去送我，可却被我的客气拦在了屋门口。别送了，我说你下楼别人碰见后，还以为我真的有病呢。她就果然不送了，果然说你走吧，安心去养病，我还要备课呢。我两个就在我家客厅分了手。分手时我跟她说了最后几句话，说李副校长是个大好人，昨晚举手表决时，他犹豫大半天，才最后把右手举起来，而且他的手还是举得最低、最不坚决的。我说你一定跟他说一下，说我杨科谢谢他，我真的没有藏他的裤头呢。我要藏他的裤头了，我就不是知识分子不是教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