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呆在那儿了。
就那么木呆着，过了好一会，我有些哀求似的说，玲珍，我明天一走，怕要半年、一年见不着你了你知道不知道？
却说，杨科哥，你给我说句实话，你会娶我吗？
却说，娶了也会离婚呀。
却说，只要你对我说句你这辈子会娶我，不变心，我今夜就把身子给了你。把我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给你，丁点儿不剩地都给你。
她话说得并不快，声音也不大，可一字一句，风声鹤唳斩钉截铁，该重了就重，该轻了就轻。说完这些后，目光火燎燎地在我的脸上烧一会，看我一时不说话，便把那目光冷下来，淡下来，从我的脸上移到我的身上、腿上、双脚上。
她盯着我赤裸的双脚看一会，又扭头瞅瞅我进门后丢在门口的鞋，然后自己系着扣儿到门口，把那双鞋拿来放在我脚前，回身坐在了床沿上。
就在这时候，就在那张床嘎的一响间，我弯腰穿上鞋，起身站在她的面前说--
付玲珍（她姓付），我不再碰你了。不结婚我就是急死也不再碰你了。可你不信我，你要不要我跪在你面前对你起个死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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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4.（艹＋择）兮(1)
4.（艹＋择）兮
就这样，我到清燕大学报到了。
四年的欢乐苦读中，因为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教《诗经诠释》的赵教授，发现我的家乡中原黄河流域耙耧山脉那儿，正是《诗经》中一大批农事诗的发源地；还因为我在中文系大三的昼读夜耕间，有一篇《&;（艹＋择）兮&新考》的论文发表在了学报上（那可是惊天动地的一桩事儿）；因此他就（有预谋地）鼓励我报考他的研究生。硕士毕业后，还又网开一面地让我考了他的博士生。这种顺水推舟、春暖花开的命运，让我一戴上博士帽，就留校成了这一名校的年轻讲师，成了最年轻的《诗经》研究界的半个专家。当然，也当然水到渠成地，成了赵教授家的如意门婿，成了赵教授寄予厚望的关门弟子（他最大的愿望是通过我这个得天独厚、勤奋好学的弟子的研究，让《诗经》研究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一门诗经学）。而我的妻子赵茹萍，她高中没有毕业（早恋而辍学），原本是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可我们刚一结婚（那时候我们过得门当户对、两情相悦，日子像开在蜂蜜上的花），她因为对学历和虚荣的要求与渴望，就夹着一打儿电影画报和国内外影人逸事的书，去报考了京城一家艺术学院的校外本科函授班（居然录取了，只是学费拔地而起，和这京城一夜梦醒后出现的摩天大楼一样高）。到后来，我因为对《诗经》研究的新意迭出，不断有分量超重的论文问世，而提前晋升为了学校副教授。此时茹萍也因为对一大批国外影帝影后的趣闻和身世的探究与着迷，而又成了那家艺术学院的校外函授研究生（学费高得比摩天大楼还要高，把我所有的稿费都用尽了）。再后来，这个国家的事情悄然间猛地不同了，忽快忽慢、转瞬即逝的变化，让你以为刚到黄昏天却大亮了，以为太阳刚刚升起，却又星月满天了。
那一年，茹萍刚拿函授本科毕业证，这个学校与时俱进地准备成立影视艺术系。又一年，茹萍刚拿到了她的函授硕士学位证，应运而生的影视艺术系，因为她的文凭和父亲，把她调到系里当了老师。再一年，她刚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家关于电影艺术探讨的四篇论文取长补短，穿插组合成自己的专著寄往出版社，却又成了清燕大学影视艺术系的副教授。
也就在这几年间，我的命运水来可以土淹，而兵来不能将挡了。在国家的GDP上涨到百分之八时，我发表论文易如反掌，稿费单隔三差五地寄到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研室。到GDP上涨到百分之十时，我发表论文却是只有铅字而没有稿费了。到了GDP上涨到百分之十二那一年，再发表论文，不光不给稿费，编辑部和出版社还倒打一耙，反过来向我索要发表和出版的经费了。
问题不知道出在了哪儿，如同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患有癌症那样--我不知道为何别人发表我的论文，反而要向我要钱了。原本在文科还是重中之重的古典文学课，曾几何时，我去讲授《诗经解读》的大教室，也算是高朋满座，蓬荜生辉，可在不知不觉间，以《诗经》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课，成了这个社会的木乃伊，除了研究再也没观赏和实用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