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千头万绪，作为农学家，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学识专长，推广先进农业科技，提高农业产量和品质，解决亿万人民“穿衣吃饭”的困难。
然而当时的一些专业农事试验机构，既缺少经费又缺少人才，更无科研学术积累，无法开展切实的农业研究。就连号称国家级的北京农事试验总场，竟委任一位没有受过现代农业科技训练的中国“末代状元”刘春霖为场长，农业研究机构的研究创新能力之低下，就可想而知了。
农业技术的发展需要政府注重农业科技投入，扶持技术创新，才能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促进技术成果转化。而这些在近代中国基本上是做不到的。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城头变换大王旗，几届短暂的政府不是陷于内斗，就是把有限的资金用于购买武器，发展军力，哪还有人去关心农业。
饥荒，这个幽灵，始终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大地上徘徊不去，给平民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推算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侯杨方），而人口的平均寿命则是35岁!!
《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
而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Snow’sa，Rando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即便是解放后，还有三年自然灾害的袭击，虽然各方所说死亡人数相差甚大，但据作者了解，应该是不在少数。
孟有田前世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自然对这些数据不陌生。而且这个身体里的记忆又给了他身临其境般的人吃人的观感，更是强烈的震憾了他的心灵。
只要尽力了，就没有遗憾。这是孟有田前世非常赞赏的一句话，说是座右铭也不过分。是啊，来到这个时代，总要做点什么？他不是个好高骛远的人，那就脚踏实地，从眼前做起吧！他也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虽然自己当过兵，但既不是特种兵也不是军事技术特过硬的那种尖子兵，说实在话，他在部队是坦克兵，可现在哪弄坦克给他开呀！想凭着点对抗日时期事件的了解，就想去当什么大将军，那是对士兵的伤害。他更是个知足常乐的人，在他想来，抗日肯定是要抗的，但不一定非要去正规军嘛，当个民兵也不错，守着家里，边种地边打鬼子，混个小官儿当当，等解放后，那也是离退休老干将的待遇。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想有个家，前世就是孤单一人，缺少亲情，所以特别渴望过那种平淡亲和的日子。
大家都来鄙视孟有田，哦，应该是孟昭宇，太没出息，太没王霸之气。要是上天给我一次穿越的机会，我定要纵横天下，我定要妻妾成群，我定要金银满屋，我定要名满天下，我定要………算了，歇会儿吧，嘴都冒白沫了。
原野开始脱去枯黄的外套，各种植物吐出绿色的嫩芽。对春意反应最敏锐的，是杨柳。那一溜溜随风摆荡的枝条，露着淡绿，变得柔韧了。春野里到处都散发着被那雪水沤烂了的枯草败叶的霉味，融混着树木、野草发出来的清香。
“大伯，这麦子要密植或只留这一拃的窄行，现在这样有些稀了，虽然地力有些不足，但我有办法。”孟有田很专业的抓了把泥土，仔细看了看，捻了捻，又闻了闻。
“密植？不留种苞米的种行了？”老玉保抽着烟袋，疑惑不解的问道。
“不留，但是苞米还是要种。”孟有田解释道：“麦收前十天左右套种玉米，麦收时，玉米正好出苗。到时候再间作大豆，这样既缓和了麦收和夏种劳动力紧张的矛盾，还有利于小麦和玉米双获高产。”
“这倒是特别，平日里可都是收完麦子再种苞米的。”春儿问道。
“华北地区的雨季一般从6月下旬开始，麦茬夏玉米容易发生芽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