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都强调，“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没有通过军事顾问进行过这种工作。由于缺乏联系，竟然发生过北朝鲜高射炮向苏联飞机开火，以及苏联飞行员击落中国飞机的事件。苏联空军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所必须的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洛博夫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中国的材料也证实，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以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是中国空军第8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
不过应当指出，由于受飞行技术的限制，中朝联合空军也很少在前线作战，他们只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才配合步兵作战，而“在恶劣天气下，不实施战斗行动”。
到1951年12月，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对志愿军空军的任务也不再强调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而改变为夺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有重点地保卫重要交通运输线、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间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斯大林所顾虑的，当然是担心苏联空军参战的事实暴露以后，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与莫斯科有同样的顾虑。因此，美国人需要与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在决策机构关于是否应将俄国人参战的消息公诸于众的辩论中，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的文件对此做出了结论。他的的建议是对此必须保密。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40年。无论如何，苏联空军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苏联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5000-26000人。苏联空军的歼击机总共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总共击落了212架敌机。根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在朝鲜苏联航空兵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军人的总的损失为299人。总之，苏联空军不仅参与了朝鲜战争，而且在空战中成为中朝方面的主力军。虽然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地面部队协同作战。不过，中国领导人后来对此也表示理解，他们再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要求苏联空军援助的历次电报中，都特别注意提到，只需要苏联飞机掩护后方交通运输线。从前面所引电报的措词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讲到这一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实际上表明他理解斯大林的难处。
五、莫斯科是中朝方面的真正决策者
在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中，最大量的是莫斯科与北京和平壤之间的往来电报。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出，从战争的战略部署到具体的战役和战术安排，从谈判的原则和方针到争辩的技巧和方法，何时该打，何时该停，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北京和平壤都需要征求并听从莫斯科的意见。当中朝之间或前线指挥官与后方决策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和矛盾时，也是由莫斯科出面做出仲裁的。总之，虽说毛泽东的主张在抗美援朝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导向作用，但是对一切重大问题的最终决定，还是由斯大林及其继承人做出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取得了显著战果，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时，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急需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大部分部队还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而且，越向前进此种情况就越会增加。因此，彭德怀在1950年12月8日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第二年春天再战。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
然而，莫斯科从政治上考虑，表示了不能停止军事行动，而要“趁热打铁”的倾向性意见。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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