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鉴于金日成直接提出了请求，且形势紧迫，斯大林还是同意了朝鲜的要求。不过，斯大林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即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斯大林还特别向什特科夫强调：“您个人要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他们成为俘虏。”与此同时，在美国军队进行干涉的情况下，莫斯科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国这个盟友摆脱困难局面的问题。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受命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是斯大林要罗申来探询中国的态度。
在谈话中，周恩来抱怨北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会谈中，周恩来说中国有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周恩来还确认，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并询问苏联空军是否可以为这些部队提供掩护。由于中国领导人对朝鲜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和时间表一无所知，并且一心想尽早解放台湾，所以对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感到意外，也缺乏应有的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只是在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后，中国才开始考虑相应调整军事部署。因此，周恩来关于已经集中了3个军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试探斯大林，其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苏联出动空军掩护的可能性。
但斯大林对此却非常认真，马上致电罗申，要他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是正确的。”斯大林最后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为了催促中国尽快采取行动，7月8日斯大林颇带不满口气地指示罗申：“请告诉毛泽东，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建立联系的话。”7月13日，斯大林再次要罗申催促周恩来或毛泽东，中国“是否已经决定在朝鲜边境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已经做出决定，那么苏联准备“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不过，斯大林说明不是由苏联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而是“打算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我们飞行员的帮助下，教会中国飞行员，然后将部装备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7月22日罗申转呈了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答复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谈到：“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航空兵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毛泽东还表示中国有能力于1951年3-4月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兵师部武器装备的工作”。显然，毛泽东对苏联只提供一个空军师的装备，而且要由尚未掌握飞行技术的中国空军驾驶感到不满，所以暗示斯大林，中国还需要能够掩护即将赴朝鲜作战部队的更多的空军师。对于毛泽东的暗示，斯大林或者没有理解，或者有意回避。7月25日维辛斯基致电罗申只是简单地说，“经菲利波夫同意，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步骤和时间安排”。战局的发展迫使中国领导人必须做好出兵朝鲜的充分准备。
8月5日毛泽东即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8月底到9月初，中国又大规模调整军事战略部署。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8月25日，周恩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指出，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支持他们”，“坚决帮助他们”。然而，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将这些部署通知莫斯科，而是再次提出了空军援助的问题。8月27日斯大林复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答应您关于派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到华东和东北军区的要求。38名顾问将被派到中国，其中10名是防空专家，28名是空军专家。至于其余26名顾问，我们认为不是特别需要派他们去，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顾问完成”。对于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斯大林仍然闭口不提。
总之，在朝鲜战局尚未明朗化时，关于派中国军队赴朝作战和派苏联空军为中国作战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还没有形成双方都认可的一致意见。
9月15日美国军队成功地在仁川实行登陆以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到9月26日，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斯大林派往朝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