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当时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对苏联与美国对抗的政策是十分有利的：中国革命在没有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已经顺利地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美国军队已经撤出了朝鲜半岛；朝鲜人民表现出高涨的革命情绪；南朝鲜社会内部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不稳定等等。然而，斯大林还是拒绝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并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
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力加强人民军”。这一决议表明，莫斯科此时的方针显然是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革命而不是由北朝鲜采取军事手段来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还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政治上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文件”。这进一步证明，苏联领导人从其整体战略出发，此期主要考虑的还是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但并没有完停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3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展开攻击，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和支持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葛罗米柯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在此同时，斯大林还与毛泽东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目前北朝鲜还没有准备好，最好的办法是在南朝鲜组织游击队。目前掌握的俄国档案文件显示，至迟到1949年底，斯大林都没有改变在朝鲜半岛不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政策，以避免引起美苏在远东地区的直接军事对抗。然而，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和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使苏联失去或即将失去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从而迫使斯大林为保证实现苏联在战后远东地区的战略目标而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必须把整个半岛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恰在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关于南朝鲜不在美国防御范围的演说，为苏联实现对朝鲜政策的改变创造了条件。
二、苏联参与策划和发动朝鲜战争
就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1950年1月19日，即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之后，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报告：1月17日朝鲜外务省为欢送朝鲜大使李周渊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职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午宴。宴会结束后，金日成激动地对苏联大使馆参赞伊格纳季耶夫和佩利申科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他说，“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又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同志对他说，不必进攻南方，在李承晚的军队进攻北方的情况下，可以对南朝鲜进行反击。但是李承晚一直没有发动进攻，这就意味着祖国南部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正在被拖延下来，他认为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并就人民军为解放南朝鲜人民而采取进攻行动的问题得到指示和批准。伊格纳季耶夫和佩利申科回避了这些问题。于是，金日成又拉住什特科夫，向他提出，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
金日成说，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会见毛泽东。金日成还向什特科夫提出：“现在人民军比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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