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忘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备深愧喜。
这里借简短的对话，写出了刘备对实现联合抗曹的喜悦而又信心不足的复杂心理；写出了周瑜的锐气、自负和严于职守，表现出这个青年统帅雄姿英发的风貌。淝水之战在记述前秦军大溃败之后，末尾加了一个小插曲：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捷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②99900041_0341_1这里写谢安接读前方战报之后因极度欢喜而“不觉屐齿之折”的细节，生动地揭示出他在外表平淡掩饰下，内心里对前方战事的关切和紧张，说明此役对东晋存亡攸关的重大意义，同时也表现出谢安的个性和风度。在记述一场鏖战之后，添上了这一细节，文章就耐人寻味，富有情趣。
我国历史文学的成就，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其中不少优秀的篇章一直到现在，还有可供我们学习的价值。
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历史表述要达到高度艺术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但从基本要求上说，它跟一般的历史表述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只有高、下之别，并无彼此之分。这些基本要求是：确切、凝练和生动。
历史表述必须确切，这是不说自明的。但真正作到这一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确切，包含表述的真实、正确和恰当。这就有一个态度问题、认识问题和技术熟练程度的问题。
真实地表述历史，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天职。作不到这一点，就是没有尽到职责。有意地违背这一点，至少是学术道德上的错误，甚至是政治上的犯罪。古人称道良史，总是“不隐恶、不虚美”。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几把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看作重大的有教育意义、政治意义的事情。他说，一个人如果载入史册，就“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他反对执笔的人“爱憎由己，高下在心”，主张“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章学诚著《史德》，说：“德者，何谓？著述者之心术也。”又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章学诚所谓心术，就是指著史者的态度。所谓天人之际，就是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区别。天，是指历史的客观存在。人，是指史家的思想感情。章学诚认为史学工作要尽量反映客观的历史事实，不要掺杂个人的偏见。他也认为这一点不是轻易可以作到。他记载黄巢义军入长安时的动人景象，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这很不同于后来那些对农民起义军随意诬蔑的史书。但在关系到黄巢义军与唐皇朝的关系时，司马光就处理不好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我们不能苛责他们因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下所作不到的事。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虽然已有六、七十年，旧的偏见，再加上新传入的偏见，仍在干扰和阻碍我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真实而正确的表述是需要的，但如表述得不恰当，仍然不能达到历史表述上应有的效果。《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就是说的表述恰当的问题。“属辞比事”是选词和组合史事，是历史表述能否成功的最后一关。这一关把不好，好的表述还是不能出现。
以上可见，确切的历史表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旧唐书·刘知几传》记刘知几“史有三长”之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楩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PGN0343.TXT/PGN&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从问题的性质看，孔孟所谓“义”和刘知几所谓“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认识或观点。“文”和“才”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表述的技巧，“识”和“学”是指对史事或史事的掌握。他所说的才、学、识与我们所说表达的真实的涵意不同，但也有一些的联系。在具体看法上，我们跟他们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们的这些话毕竟是很著名的言论，对于后世的史学理论有重要影响，值得我们参考。
凝练和生动比确切更有技巧方面的意义，但也不是单纯技巧问题。“凝 见刘知几《史通·曲笔》。
练”二字，前人似还未曾用以论述历史的表述，但《史通》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不少。概括起来，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尚简，一是用晦。史文的烦与简，在史学领域里是个争论很久的问题。汉献帝因
《汉书》篇幅过多，命荀悦删为《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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