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杜佑著《通典》，自序称：“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政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部二百卷的巨著，记载了大量关于国家职能的资料、史事，兼及历代议论，有助于理论的探索。后世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虽系汇集史文，便于掇拾之作，然善于采择，也颇有用处。
从中国历史来看，有两个应该在已有的成果上继续探索的重要理论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因国地域辽阔，各民族各地区间在经济、文化上发展得不平衡。这不只是在汉族跟各兄弟民族间发展得不平衡，而且在汉族内部，在某些少数民族内部也不平衡。从更高的高度把这些不平衡的历史现象概括起来，既要看到各种社会现象中的差异，又要从差异性中看到它的同一性。这是一件复杂的工作。
第二，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传习力量的顽固性，社会变革往往不彻底。血缘组织本来是氏族社会的特点，但氏族社会为奴隶社会取代后，血缘组织又在新的历史形式下继续发挥作用。奴隶制在奴隶社会结束后的两千多年仍有残余存在。象这一类的历史的传习现象，往往混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视线。第三，社会现象在历史上往往出现某些重复，如治乱兴衰的不断代替，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断以类似形式出现等等，都容易造成历史循环的假象，遮盖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目，对这一类的历史特点，都须透过现象发现本质。
历史理论的探索毕竟离不开历史本身，对客观历史的了解毕竟离不开历史资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有的历史工作者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对历史资料掌握得不够丰富；另外一些人熟悉历史资料，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得不够，这就妨碍了对理论探索的顺利进行。这种缺点是应当不断克服的。
历史理论的探索，必须在广大的史学领域内进行，具体的事物考订和断代史研究都各有不同的学术价值，但对通史的兴趣应是必不可少的。对世界史一定程度的理解，对有关兄弟学科的一定修养，也都是必要的。
历史理论的探索，是通古通今的，既要探索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规律，也要探索这种规律跟现实的联系性，用以说明现在，观察未来。
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探索，已经历了半个世纪，成绩是可观的，但尚有大量工作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当前须着重探索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史学的发展的社会条件，一个是史学的效果。
中国史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在社会动乱比较激烈的时候，或是在大动乱的前后，我国总有史学的杰作出现。在经过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到了汉武帝时，统一的局面才巩固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司马迁写出了他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变乱、分裂，通过了隋唐时期的稳定，到了唐中叶以后，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比较突出，就在这个时期，杜佑写出了《通典》。两宋，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郑樵写了《通志》。明末清初，封建社会的险象环生，正所谓“天崩地裂”的时代，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炎武的《日知录》、唐甄的《潜书》，虽然份量不大，但代表了时代的脉搏，鞭挞了封建统治的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