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固然有种种，而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的特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先从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来看。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极容易形成一些地理条件较好的天然区域，这些区域的土壤、气候和物产，可以造成若干个并立的经济、政治中心。在古代交通不便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形势正是各地封建势力分疆割据的有利的客观条件。汉初，刘濞为首的叛乱，固有其政治上的原因，“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②，这种地理条件所造成的物质力量无疑也是重要的原因。诸葛亮在东汉末年预见到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也是充分考虑到江东“国险而民附”、“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③，这些地理条件的。中唐以后，藩镇割据日甚一日，这与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的衰弱有很大的关系，但因地理条件而造成的各地经济、政治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原因。中唐时期的政治家、史学家杜佑论天下形势说：巴蜀之地，“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青州，“古齐，号称强国，凭负山海，擅利盐铁。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资之而兴霸”；扬州，“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荆楚之地，“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獠，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杜佑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从地理条件和历史经验来说明政治统治的不安定的原因，见解是很深刻的。在历史上持续了近千年的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也同地理条件与政治统治局面的关系相关联着。从主张郡县制的人来说，他们反对分封制，就包含了从地理条件上考虑问题的因素。西汉贾谊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认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②。这句话明显地考虑到封国地域范围的广狭及其所可能提供的物质条件与封建割据的关系。唐人李百药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分封制，使“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乘之间，俱为采地”，势必要造成“纪纲弛紊”的局面③。柳宗元认为，周代“裂土田而瓜分之”，而周王“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是其衰微丧亡的主要原因④。他们也是把地理条件作为立论的根据之一。至于南北朝的对峙，五代、十国的割据，以至宋、辽、西夏和宋、金的并立，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出现的，不可作完等同的看待，但地理条件的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物质因素。
再从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来看。我们认识中国地理条件对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影响，仅仅从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来看，仅仅认识到这种独立性对于造成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政治局面有很大的关系，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应该考察中国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考察这种统一性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这同样是很重要的。中国地理条件，由于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 参见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第56 页，三联书店1979 年4 月第2 版。② 《史记·吴王刘濞列传》。
③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分别见《通典·州郡典》六、一○、一二、一三。
② 《新书·藩强》。
③ 《唐文》卷一四三。
④ 《柳河东集》卷三。
然地区。这个自然地区的环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在这个自然地区里，任何局部地区的特点、局部地区与局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及其产生的种种社会结果，一般地说，都不能不受到这个整体所具有的统一性的约束。中国地理条件的这个特点，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历史上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个影响至少表现在：第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上的重大的政治活动具有明显的内向性，这是因为一则四出受阻，一则为大河流域的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吸引。汉唐而下，有所谓“丝绸之路”；唐宋以降，航海事业也有发展：但这对历史上政治局面一般不产生多大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朝开始，“制天下为四十郡，其地则西临洮而北沙漠，东萦南带，皆临大海”，至元朝，“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②，直到后来的明、清两代，其政治统一的局面，都是对这一地域范围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政治活动的内向性，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史的发展也看得十分清楚。第二，如马克思所说，亚洲的大河流域需要有中央集权的政府来执行公共工程的职能。在中国历史上，从传说中的统治人物开始，直到历代封建朝廷，都与执行这种公共工程的职能相关联。水利事业的发达和封建专制的强化，这两种表面看来完不同的历史现象，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徐光启《农政书·水利·总论》引《荒政要览》说：“水利之在天下，犹人之血气然，一息之不通，则四体非复为有矣”
。这是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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