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绝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公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 — — 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99900041_0123_0一般地说，肥沃的土壤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最肥沃的土壤未必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需要有相当发展的商品生产作为前提的，而商品生产只有在地理条件存在着差异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的情况下，只有在具备了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的情况下，才可能有充分的发展。如果在那些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地方，则可能造成产业史发展的缓慢。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条件不仅影响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甚至也影响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
由于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因而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就具有不平衡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这个特点，不论就世界范围来说，还是就一个国家（尤其是那些地域辽阔的国家）来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三，地理条件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的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历史特点。马克思特别举出亚洲许多国家的历史来阐明上述论点，他写道：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地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PGN0124.TXT/PGN&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部文明。99900041_0125_0从这一段引文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气候和土地条件引起对水利工程的需要，这种需要又影响到政权的形式和职能，这种政权的形式和职能的存在与否则影响到这一地区的国家的历史进程。在这里，地理条件对国家政权形式及其职能的影响是通过经济的杠杆而发生作用的。这是亚洲许多国家的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历史上历代皇朝都重视兴修水利工程的事实，同样证明了马克思论断的正确。
第四，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地理条件只有在直接地或间接地和生产联系起来时，才可能显示出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如果离开了生产活动，这种影响也就不复存在。质而言之，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它与生产相联系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