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史学家的重视，对它加以继承和发展。
班固《汉书·地理志》在详载国郡县建置、户口多寡后，于其篇末备言各地地理、生产、风俗等状况，比《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更加丰富。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称赞说：“《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标《风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条件及其影响下的当地经济生活和社会习俗。经济区域的观念及其在史书上的体现已成为我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人口和地理的关系上，过去中国史学家也有一些认识，这可说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
司马迁已经注意到地理条件跟人口分布的关系。他说：三河地区因居“天下之中”，又是历代君主建都的地方，所以“土地狭小，民人众”；三河北 《后汉书·郡国志》一。
部的中山，是“地薄人众”；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齐地，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宽缓阔达”的社会风俗，而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具五民”；邹、鲁一带，也是因为“颇有桑麻之业”，故亦“地小人众”。他讲关中人口和地理的关系比较具体：关中之地占当时国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超过当时国十分之三。他还注意到有的地区人民“好稼穑”，有的地区则“业多贾”。这些，涉及到对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部门构成的朦胧认识。司马迁还看到，关于人口与它的土地面积比较起来，不算是多的，但创造出来的财富却很多，以至占了国财富的十分之六；而中山这个地方，人虽然多，但地理条件不好，社会风气也不好，没有创造出多少财富来。这跟后来以户口增减来衡量社会经济是否发展的论点，有很大的不同。
自《汉书·地理志》以后，在《二十四史》中，有地志者计十六家，“正史”或称《地理志》，或称《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它们或记人口的分布，或记人口的迁徙，都是以人口与地理相结合的情况着眼的，这是在封建社会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在史书上的反映，但也可作为我们考察历史问题的参考。
从地理条件看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是过去中国一些史学家感到兴趣的，也是过去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感兴趣的。汉初，刘邦打算建都洛阳。娄敬建议都长安。他的理由是：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99900041_0102_0娄敬这段话讲得很精采，也很形象，他分析关中的地理条件的优势，把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按：洛阳为东周之都）。”刘邦疑而不能决，及至张良也说应都长安，他才下了决心，“即日车驾西都关中”。司马迁很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认为娄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评价是很高的。所谓“建万世之安”，当然是夸大之辞。但直至唐代中叶，杜佑仍然认为，关中的地理条件对于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是很重要的。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秦氏资之，遂平海内。”这是从历史上来看。同时，他针对唐初有关迁都的议论，强调说：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②99900041_0102_1&;/PGN0102.TXT/PGN&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说明在汉唐时期，关中的地理条件对这两个盛大的皇朝的政治统治是很重要的。李吉甫也赞同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他根据《史记》所记认为：“汉祖入关，诸将争走金帛之府，惟萧何收秦图书，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户口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