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这四种民族统一的形式，是按着程序前进，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然后有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国性多民族统一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分裂。秦汉以后，出现了魏、蜀、吴的割据。经过西晋暂短的统一，又有五胡十六国之乱及南北朝的分立。在唐与元之间，又有辽、夏、金与宋的对峙。但每经历一次曲折，统一的规模就更为盛大，元比隋唐还要恢廓。在曲折过程中出现的地方政权，就国来说，是割据政权。从它们本身来说，也自有其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些政权的统治范围内，由于先进生产力的影响和统治者谋生存的需要，往往会出现生产力状况的改善。自三国至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是其显明的例证。地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为后来统一局面再度形成后提供了生产发展的一些条件。同时，地方政权往往也能根据本地区的特殊情况，创造和积累了处理国家事务方面的经验。隋唐的官制、军制和田制，就有不少是继承北朝长期实行的制度。从历史的某一片断来看，确切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状态的存在，但从历史发展的貌来看，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
汉族和各民族地区幅员之广大，自然条件的差异，生产状况的不齐，如果得到适当的协调，则可转化为发展生产的有利条件。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因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交通运输很不发达，交换经济只起社会经济的辅助作用，各民族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基本上停滞于潜在的阶段，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从而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但盐铁的贩运，茶马、皮毛、药材的交易，植棉、纺织的推广，河防、水利跟工程和道路的兴修，还是多民族的统一为社会经济带来的进步。在经济制度上，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形成和封建所有制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步前进的。在这时候，匈奴还处于奴隶制阶段，西南夷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两千多年过去了，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还有封建所有制，奴隶主所有制、原始共产的残余以及民族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所有这些，都是多民族在经济制度方面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都以不同的速度向汉族靠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分别通过不同的形式，向社会主义迈进。
在思想上，统一的想法起源甚早。《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所谓“天下”，究竟是指多大的地方，无从稽考，但总是诗人心目中很广大的地方。他这两句诗，表明了他的天下统一的思想。可能由于诗人对王权崇拜至极，难免有相当多的夸大。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南宫适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②。这所谓“天下”，意味着极为广大的地区的统一。战国时期，变乱日亟，人心思治。有人问孟子说：“天下乌乎定？”孟子说：“定于一。”孟子的话比孔子的话要更明白些，他说的是七国的统一。在战国时期以后成书的《禹贡》，描画了九州山川物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引邹衍大九州之说，每一大州有九州，共八十一州。中国为赤县神州，是八十一州之一。中国还有九州，即如《禹贡》所说的九州。《禹贡》和邹衍以九州说中国，都是指中国说的，但都还属于地理概念，与孟子所谓“定于一”者不同。到了秦始皇，刻石颂秦功德，把破灭六国的统一，看作空前的大业。汉初，公羊学派借助经典，把大一统的学说涂上神圣的光彩。此后，历代皇朝都拿统一的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
在分裂的年代里，割据势力往往把自己说成是皇朝的正统，把统一作为奋斗的方向。三国时期，魏地处中原，把自己说成是汉朝的继续，要恢复国的统一。蜀以自己姓刘，说自己是汉室宗亲，要恢复汉家的旧业。南北朝时期，北朝说南朝是“岛夷”，南朝说北朝是“索虏”。他们都自居为中国，要灭掉对方，统一国。辽、宋、金的相峙时期，这三个朝廷也都自命为中国的主人，都设想由自己统治中国。
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和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威望，对少数民族是有吸引力的。这可能在形成倾向统一的新的因素上起一定作用。《资治通鉴》卷一零四，晋孝武帝太元七年记载：秦王坚锐意欲取江东，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
胡三省注：会，要也。言天要中国正朔相传，不归夷狄也。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引《通鉴》和胡注，并加按语，说：正朔不归夷狄，乃当时一般公论，不独苻融言之。刘聪卒时，太子粲即位，靳准执而杀之，谓安定胡嵩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此一事也。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
戒诸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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