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如《平定云南回匪方略》有五十卷，《平定贵州苗匪方略》有四十卷，《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有三百二十卷。关于回族反清的私人撰述，如《平回志》、《平定关陇纪略》等书，种类更多。这些书，在作者的主观意图上，都是歌颂清统治者镇压民族起义的武功，但它不能不反映这些反抗民族压迫、反抗镇压的过程，同时，也不能不反映少数民族的联合，他们公开打着反清的旗帜以及清军借助于帝国主义的军火以加强其镇压的力量。这些情况包含着过去民族纠纷中所没有出现过的因素，这具有新的近代的意义。
第二，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在这时期有了重大的改变。过去，在民族纠纷中，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是威胁中原政权的力量，现在，他们成为捍卫边疆的重要力量。因此，当时有政治敏感的人，把对国防的重视，跟民族史地研究联系起来。徐松《新疆识略》、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沈垚《新疆私议》、徐鼐霖《筹边刍言》等，都是在这方面有所成就的撰述。把边疆民族史跟边防联系起来，这是一个进步，它反映了边疆民族在政治地位上的一种变化，也意味着民族史撰述的一种近代化倾向。
第三，民族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受到重视。清末，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民族问题在历史进程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他在书中的第二章第一节论说：“凡国家之成立，必凭二事以为型范。一外族之逼处，二宗教之熏染是也。此盖为天下万国所公用之例，无国不然，亦无时不然。此二事明，则国家成立之根本亦明矣。本书所述，亦也发明此二事为宗旨。”下文论到三国两晋晋南北朝时民族的复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族复杂之原，由于前后汉两朝，专以并吞中国四旁之他族为务，北则鲜卑匈奴，西则氐羌，西南则巴赛，几无不遭汉人之吞噬者。中国以是，得成大国，而其致乱，则亦因之。盖汉人每于战胜之后，必虏掠其民，致之内地，漫不加以教养。而县官豪右，皆得奴使之。积怨既久，遂至思乱。若政府无事，尚有所畏。一旦有烽烟之警，则群思脱羁绊矣。及其事起，居腹心之地，掩不备之众，其事比御外尤难。故五胡之乱，垂三百年而后定也。其后河北之地，皆并于北魏。魏人于北边设六镇，配汉人以防边，而自与其大姓居洛阳。久之，则强弱之形，彼此易位，适与两汉时&;/PGN0027.TXT/PGN&相反。于是高欢侯景等，稍稍通显。至隋唐间，天下之健者，无一非汉人矣。此本篇所详种族之大纲也。而其宗教复杂之原，则与种族相表里。两汉所用，纯乎六艺耳。至魏晋时，乃尚老庄。其后渐变为天师道。天师道者，源起于三苗之巫风，而假合以外来之教，故尤与南方之汉族为宜。其时江左之大家，如王谢等，莫不奉天师道。而河洛秦雍诸国，其种人本从西北来，天竺佛教早传于匈奴与西域，至此即随其种人，以入中国。佛教之高深精密，其过天师道，本不可以数记。且孙恩之乱，假天师道以惑众。其后士夫，多不喜言天师道。于是佛教之力，由江北以达江南。久之，与古之巫风合而为一。而儒家不过为学术之一家，士大夫用之，非民所能与也。此二者之变幻，自魏晋以后，五代以前，大率如此。
夏曾佑认为，民族问题既于政权兴替密切相关，又于宗教信仰类型密切相关，他把民族史在通史中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还是前所未有的。这显然是跟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关。这是当时国内外的民族矛盾在作者史学思想上的反映。在五四运动前后十余年间，王国维对北方民族的历史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考订工作，对于蒙古史用力尤勤。他根据古籍所记，结合古器物、古文字，参考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作出一些精辟的论断。他是用近代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工作的。他的名著《鬼方昆夷玁狁考》、《西胡考》、《西胡续考》、《黑车子室韦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鞑靼考》、《萌古考》、《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一直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特别是这些作品引起了人们对民族史在中国古史中的地位的重视。
第四，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有近代形式的中国民族史出现。所谓近代形式，主要是指它基本上脱离了政治史的附属地位，而向一个有丰富内容、有自己体系的独立学科发展。梁启超倡之于前，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吕振羽等相继编写于后。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这是一篇对中国民族发展相当概括的论述。梁启超在书中解释了“民族”一词的函义，把“民族”跟“宗族”、“国民”区别开来。他论述了中国民族的起源，指出了外国学者的中国民族西来说、中国民族南来说没有根据，并以《诗经》中的记载来反证《史记》中关于夏商周始祖之不可信。他认为，中国境内有六个民族，中国古代民族可分为八个组。而汉族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跟各族融合而成的混合体。他这篇文章，有些话说得很有见识，概括能力也很强，但在对各个民族的分别论述和古今民族的演变上错误很多。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
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的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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