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索发生了民族起义，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城市则第一次出现了苏维埃，人们指责的对象从沙皇周围**的官僚直接指向尼古拉二世和沙皇制度本身。
1905年的战败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一刻起，双头鹰的两个脑袋出现了奇怪的扭曲，当皇帝和斯托雷平又一次披上了“革新”的斗蓬，开始进行一场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并加剧贫富分化的“新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时，人民终于忆起了1860年代一度被忽视的民粹主义者播下的种子，那些鼓吹“俄罗斯应当走东方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政治托钵僧们曾经宣称，“土地人民道德”，这组俄国式的三位一体的组合才是最强大的力量所在，这些宗教领袖式的人物宣布自己将引领俄罗斯人民出埃及、过红海，在跨过被变革之火焚烧殆尽的独裁、剥削、不平等的废墟之后，尘世的天国终在俄罗斯建立。
民粹派在精神上的继承者——立宪民主党中的自由派，到鼓吹农民革命的社会革命党，直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更是争先恐后的扮演革命的先知，玩弄制造新“神”——人民的危险游戏。就连尼古拉二世，这个怯懦卑庸的“小爸爸”，在1914年也宣称他将为“俄罗斯的土地”而战！
“卢那察尔斯基、巴扎洛夫、高尔基之流的聪明人知道，个把词干不了坏事，所以打算借上帝这个词大书特，但是在这场游戏中毫无经经可言的人民却可能相信真的有上帝或真的没有没上帝，到那时，个把词就干了坏事”，当战争以暴力强行中止了帝国的一切勉强维持的日常秩序时，俄罗斯开始朝着一场不可抑制的、“无神无人”的雪崩式革命狂奔而去。到那时正如历史上曾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流淌的将不是墨水，而是血河！”
《帝国的末日》亚?索尔仁尼琴
“革命的胜利来的是如此的突然。”
远在哈尔滨的行营会议室内，一场正在举行的情报联席会议上。来自帝国情报局、帝国调查局、参谋总部情报局以及外交部情报局的情报官们，直接向在黑龙江视察的陛下作着汇报，而担任直接汇报的，自然是作为情报龙头的帝国情报局的官员负责。
作为帝国情报局的副局长。魏子含自然当仁不让的担负起了这个责任。
“当旧秩序土崩瓦解之时，人的意识相对历史变化的那种滞后性便暴露出来了：共和制度已经成为事实，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却还在小心翼翼的讨论着摄政问题，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整个斗争的结局感到迷惑不解。”
看着若有所思的陛下，魏子含用极为玩味的口吻说道。
“在整个彼得格勒、甚至整个俄罗斯，他们都在问着一个问题——我们已经掌握了政权吗？是把它交给谁托管？还是自己动手干呢？”
对于这一点，陈默然倒是并不陌生，二月革命的成功。无论是从现在来看，还是从历史上来看，都太具偶然性，太不可思议了。甚至完不是一场“革命”。就像后世人们总结的那样，这场“革命”与其说是人们在推动革命，倒不如说是他们为革命本身的激情所驱使，身不由已的出没于风波之中。
这种革命状态，与另一个时空中的中国。嗯，1911年的中国是何其的相似，不过，相同的至多只是“革命状态”罢了。至于其它，完不同。毕竟俄罗斯在几年的混乱、内战之后打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胜利者，胜利者用刺刀和强权取代了一切。而在中国，革命的妥协，南北的心不甘的妥协，所换来的却是多年的战争，持续十余年的混乱，最终拖垮了那个国家，历史……总是如此的让人玩味。
“……在塔夫利达宫顶层的圆形办公室，罗将柯和他的同僚们惊讶的看着大街小巷上点起了篝火，衣着破烂的人们载歌载舞，背景是被捣毁的双头鹰标和遭到洗劫的商店。来自不同部队的士兵裹着肮脏的军服躺在路边，一边恶贯满盈的刑事犯也随同政治犯逃出监狱，开始兴风作浪，一些人垂着脑袋被端着步枪的士兵和工人押着走过大街，他们之中包括前内政大臣亚历山大?普罗托**夫，宫廷事务大臣尼古拉?斯托雷平，日俄战争时的陆军大臣、前土耳其斯坦军事总督库罗帕特金上将，以及东正教圣主教公会的总务长，总之，都是曾经的掌权者，以及一大批过去的警察和密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