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写信的人成百上千，我哪里猜得出！”看着九弟这副高兴的模样，做大哥的也受到了感染，干枯多皱的脸上略露一丝浅笑。
“你绝对想不到，是左老三从西北寄来的。”曾国荃藏在背后的手高扬起来，两个手指夹住一个长大的信封。
“是左季高的信？”突然之间似乎顿生力量，曾国藩竟然站了起来。“快给我看！”
不能怪曾国藩太激动。这个在西北战场上建立赫赫战功的老友，自金陵攻克之后，已整整八年没有来信了。尽管曾国藩曾主动给他写信表示友好，尽管有关西北的粮饷，曾国藩一粒不缺、一文不少地准时发出，尽管应他之请，将湘军的后起之秀刘松山派出支援，左宗棠始终没有一纸亲笔信给曾国藩，寄来的函件部是冷冰冰的公文。这些年来，每当想起湘军创建之初，左宗棠所给予的大力支助，尤其是靖港败后欲再度自杀的那个夜晚，左宗棠一席与众不同的责骂所起的巨大作用，曾国藩就觉得对左宗棠有所亏欠，甚至连左宗棠骂他虚伪——这对一向以诚自命的曾国藩来说，是伤透了他的心——他也能予以体谅宽容。不过，左宗棠的倔脾气，曾国藩是知道的，实在要犟到一头去，自己也无能耐拉回来。现在，这个英雄盖世的今亮居然万里迢迢地寄来了私函，信封上端正地写着“曾涤生仁兄亲启”，跟道光、咸丰年间一个样，曾国藩不觉油然而生亲切感。
他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信套，里面跳出左宗棠劲秀兼备的字迹。他擦了擦眼睛，然后抖开纸，聚精会神地看起来。曾国荃站在一旁，只见大哥脸在微微抽搐，手里的纸在轻轻地颤动。曾国藩看着看着，终于双眼一闭，身子向椅背一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叹道：“左季高毕竟是我辈中人！他是个真君子！”
说话间，信纸从手指缝间飘落下来。曾国荃拾起一看，信上写着：
涤翁尊兄大人阁下：
寿卿壮烈殉国，其侄锦堂求弟为之写墓志铭。弟于寿卿，只有役使之往事，而无识拔之旧恩，不堪为之铭墓。可安寿卿忠魂者，唯尊兄心声也。
八年不通音问，世上议论者何止千百！然皆以己度人，漫不着边际。君子之所争者国事，与私情之厚薄无关也；而弟素喜意气用事，亦不怪世人之妄猜臆测。寿卿先去，弟泫然自惭。弟与兄均年过花甲，垂垂老矣，今生来日有几何，尚仍以小儿意气用事，后辈当哂之。前事如烟，何须问孰是孰非；余日苦短，唯互勉自珍自爱。戏作一联相赠，三十余年交情，尽在此中：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大哥，季高向你赔罪了。”曾国荃也很激动。
“不是赔罪，这正是季高的心地光明之处。”曾国藩缓缓站起，握着扶手立着，然后离开靠椅，在屋子里慢慢走了两步。“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想起了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总理衙门转来的左宗棠的信。那封信以激烈的态度、尖锐的言辞，指责津案办理的错误，赞扬津民的爱国热情，就差没有明骂他是卖国贼了。以左宗棠的名望地位，当时这封信给曾国藩的压力和痛苦可想而知。而今这“谋国之忠，自愧不如”的话，岂不是委婉地表明了左宗棠对曾国藩处置津案的肯定？因津案而身心受到巨大刺激的前湘军统帅，是多么需要别人在这件事情上对他的理解，尤其是像左宗棠这样的人的理解！曾国藩不仅因此而化除了与左宗棠的多年嫌猜，甚至于对老友生发出感激之情来。他突然停下脚步，重新坐在靠椅上，右手习惯性地摸着胡须，笑着对弟弟说：“沅甫，我给你讲一个关于季高的最新故事。”
“左季高的故事最多，今后可以编一部书。不知大哥又听到了什么好故事。”
“左季高在兰州当陕甘总督，当年他隐居的东山白水洞几个邻居想去看看他，当然也想借此出去观光观光，于是写封信寄到兰州。左季高回信邀请他们去，并且寄来三个人的盘缠，白水洞三个老农夫结伴同行，跋山涉水到了西北。左季高见到这三个老乡，比见到朝廷派去慰劳的钦差大臣还高兴。一连三天跟他们在一起吃饭，与他们共一个铜水烟壶吸烟，畅谈在东山耕作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