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知识不偏于一隅。凡此学校，我国之留学者皆得入之，诚哉为学问、竞争之大市场也。夫人抱爱国、爱同胞之志，而学问不足以辅之，则是龙无鳞甲，虎无爪牙，凤无羽翼耳，岂能望飞之博之舞之耶？诸兄诸兄，曷无奋然而起也？”对于留日的学生们来说，他们的学习生活十分清苦、紧张。喻培伦到日本后，初入警监学校，后进经纬学校，再改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以图实业救国。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早七点起，晚十二点睡，夜以继日地学习，同时还积极设想在家乡发展陶瓷、制糖、缫丝、ib.火柴、电气等近代工业，表达了渴望祖国富强的赤子之心。黄遵宪在日本留学时，每周上33节课，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十点半就寝，放了暑假仍是“六时起，十时睡。上午看英文、《沙翁文集》、《鲁宾逊漂流记》；下午练习日文、日语。灯下作英文日记”。晚饭后他一般要读日本杂志、中国报刊、《通鉴》、《左传》及一些小说。同时还抽空译《自治要义》、《自治精髓》、《法律进化论》等，足见功课之多，涉猎之广，好学之勤。鲁迅在致蒋抑卮〔zhi支〕的信中，谈到了他在日本生活学习的情况：“今此所居，月只八丹。人哗于前，日射于后。 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德意志)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
留日学生中，年龄小的有七岁幼童，长者有七十老翁，学生们各自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为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意日本更言欧美之政制文治者。”这种情况不足为怪，当他们踏上异国世界，目睹资本主义的文明，感受资本主义情调，难免为之惊讶、迷惘、倾慕。他们对于这个世界需要有一个辨识的过程，向日本学习什么，还需要经过一番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更需要在这一探索中选择。正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辨识、思考、探索的过程，大多数留日学生才抱定了一个信念：“冀以留学所得贡献母国，以为海外文明之渡舟焉。”于是，介绍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成为了多数留日学生对祖国的贡献。
1900年，留日学生100多人在日本东京建立了第一个爱国团体“励志会”。部分会员创办了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译书汇编》，专门译载欧美资产阶级启蒙名著，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斯宾塞的《教育论》等等。1901年留日学生又在东京发行《国民报》，它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自ｉb?诩，以“唤起国民之精神”为己任，号召人民抛弃“奴隶思想，起来反抗二千年专制政体，争取国民天赋权利。”它从各方面阐述国民的权利，要求提高国民的自觉的责任感：“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国民。”在《国民报》第二期刊载的《说国民》一文中，将“国民”和“奴隶”作了比较：“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此奴隶与国民之别也。”在这里，留日学生们已经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要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从精神上使自己变得近代化起来，以形成新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从而使中华民族获得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觉醒。
留日学生们还开展了大规模的译书活动。当时的日本，几乎是西洋文化的橱窗，从日本吸收西洋文化，以了解世界潮流是一个捷径。于是一些专业性的翻译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湖南编译社、教科书译辑社、国学社、东新译社等产生了，据统计，从1902年至1904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外国书籍共约533种，其中译自日文书籍为321种，占总数的60.2%，内容涉及哲学、宗教、文学、法政、军制、商务、教育、史地、数学、理化、测绘、外交、矿务等等。 甲午战争之前，国内提倡洋务运动，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西方仅在科学技术上优于中国，所译的外国书中70%以上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类。1895年后，维新运动展开，提倡变法图强者认识到改革应从内政着手，借鉴西方的社会制度，因此所译书籍转而偏重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而且内容绝大多数与法政有关。据统计，1880至1904年，译自日本的2204种单行本图书中，社会科学占697种(32%)、史地257种(11%)，而自然科学只占267种(12%)，这些译著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帮助中国人民了解新思想、新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从整个新文化的历史看，开始时因为有留日学生的转译、鼓吹和介绍，使得新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以后又在留日学生的精心培育下，产生了文学革命。五四以后，在留日学生的努力下更加巩固了基础，得到发扬光大，其中鲁迅、郭沫若等留日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又如话剧的传入也出于留日学生之手。19世纪末日本戏剧界从欧美引进了话剧，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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