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粮食交易的市价，小麦卖到六毛，包谷卖到二毛七八，各按一半算，也有五百多块。这时候，建峰从里屋回到厦屋，头发上和肩头扑落着一层翻弄粮食的细沫尘土。老公公做得诡，一次瞧准时机，把全部要卖的粮食一次卖掉，神鬼不知。不像村里一般庄稼人，见了买主就想卖，一百也卖，二百也卖，反显得惹眼。每年的这一笔重大收入，压在婆婆的箱子底儿，难得再出世。
另一笔较为重要的收入，就是养猪。政府禁止社员养羊、养牛、养蜂，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只允许养猪。毛主席“关于养猪的一封信”，用套红的黄色道林纸印出来，家家户户屋内都贴着一份，是县上统一发下来的。老公公从地里回到屋里，扔下家具，就蹲到猪圈口的半截碌碡上，点燃旱烟袋，欣赏那头黑克郎，直到交给公社生猪收购站，装着七八十块钱回来，再愈加耐心地侍候那只两作长的小猪崽。
第三笔重要收入，是大哥的工资。听说大哥的工资是三十九元，每月七日开支以后，必定在开支后的那个星期六回家来交给老公公，然后再由老公公返还给他十九元，作为伙食费和零用钱，抽烟，买香皂或牙膏一类零碎花销。老公公留下二十元，做为全家统筹安排的进项。老公公禁止儿子回家来买任何孝顺他老俩口子的吃食，一来是家大人多，买少了吃不过来，买多了花销不起，于是在家里就形成一种大家都能忍受的规矩，无论谁走城上镇回来，一律都不买什么吃食，大哥二哥的娃娃自然也不存任何侥幸。屋里院里从早到晚，从春到夏，都显得冷寂寂的，没有任何能掀起一点欢悦气氛的大事小事。
大嫂和二嫂，渐渐在她跟前开始互相揭短。二嫂说，这个屋里，大嫂一家顶占便宜了。大嫂一家五口，四口在吕家堡吃粮，每年的口粮款几近三百，而大嫂做不下二百个劳动日，值不到一百块，大哥交的二百来块钱，其实刚刚扣住自己家室的口粮，谁也没沾上大哥的什么好处，老公公明明知道这笔帐该怎么算，还是器重大哥，心眼偏了。二嫂还说，大哥最精了，小学校教员的伙食，月月没超过十块，而给老公公报说十五块，一月有九块的赚头了。二嫂说他们两口子最吃亏了，俩人一年挣五六百个劳动日，少说也值三百元，而四个人的口粮不到三百元，算来刚好扣住，而六百个劳动日秋夏两季可带的小麦和包谷就有六百斤，六百斤小麦和包谷黑市卖多少钱？老公公心里明白这笔帐怎么算着，却不吭声，老也不记者二的好处。
二嫂这样算，大嫂却有自己的算盘。大嫂说，二哥订娶二嫂的七八百块钱，全是她的男人的钱，老二不记大哥的好处，有了媳妇就忘了拉光棍的难受，反倒算计起大哥了，跟着二嫂一坡滚！大嫂说，老二人倒老实，净是二媳妇鬼精。老二有木匠手艺，跟队里的副业组在城里十八号信箱做工，每月五十七块钱，给队里交四十块，计三十个劳动日，留十七块伙食钱，而实际上连五块钱也用不了。咋哩？民工自己起伙，粮由家里拿，自己只买点盐醋就行了，十七块伙食费都给自家省下了。更有叫人想不到的事，民工利用星期天或晚上加班，挣下钱就是自己的，不交队里，也没见老二给老公公交过。二嫂搂下的私房钱谁也摸不清，净是苦了她的老大，被老公公卡得死死的，每月上交二十块，一年到头也买不起一件新制服，她的男人是小学校里的教员中穿戴最破烂的一个……
四妹子心里反倒有了底：这个家庭里，其实最可怜的是她和男人建峰了。两位嫂嫂，都有一点使老公公无法卡死的活路钱，而她和老三建峰真是被彻底卡死了。她和他在队里劳动，年底才决算，不管长出短欠，统由老公公盖章交办。这个家里通过各个劳动力挣来的粮食，也由老公公统一管理，卖下的余粮钱不做分配。她和老三连一分钱的支配能力也没有，而俩人的劳动所得在这个家庭里却是最多的，花销却是最少的……吃亏吃得最多了。
结婚几个月了，公公和婆婆没给过她一分钱，老公公且不说，老婆婆难道不知道，起码需得买一札卫生纸吧？总不能让人像老辈子女人那样，在潮红时给屁股上吊一条烂抹布吧？从二姑家出嫁时，二姑塞给她五块钱，就怕她新来乍到，不好张口向老人要钱，买札纸啦，买块香皂啦。五块钱早已花光用尽，总不能再去朝二姑开口要钱吧？建峰睁开眼爬起来去上工，放工回来抱着大碗吃饭，天黑了就脱衣睡觉，从来也不问她需要不需要买一札纸，纯是粗心吗？
他对她太正经了，甚至太冷了，他只是需要在她身上得到自己的满足，满足了就呼呼呼睡死了，她没有得到他的亲昵和疼爱，心里好委屈啊！
在老家陕北，有个放羊的山哥哥，他和她一起放羊，给她上树摘榆钱，给她爬上好高的野杏树摘杏子吃。她和他在山坡上唱歌，唱得好畅快。他突然把手伸到她的衣襟下去了，在她胸脯上捏了一把。她立时变了脸，打了他一个耳光。山哥哥也立时变了脸，难看得像个青杏儿，扭头走了。她自己突然哭了，又哭着声喊住他。他走回来，站在她面前，一副做错了事的愧羞难当的神色。她笑了，说只要他以后再不胡抓乱摸就行了。他跑到坡坎上，摘来一把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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