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欣的父亲出现在赵部长面前，说，叔，我照你说的做了。赵部长说他当时真恨不得一巴掌把这个疯小子给拍死过去，但又怕那些刚刚编入红军的乡亲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只恶狠狠地对中欣父亲说，跟老子走！这件事你要是对第三个人说了，我把你的头揪下来！
在那一片火光中，中欣的父亲离开了家乡，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打县城的那一仗，败得很惨，红军死伤过半，元气大伤。地主武装乘机反扑，将原来几个红色根据地都收复了。从此，红军再也没有回来过，直到一九四九年春天。
赵部长说，可能有人看见了中欣父亲放火，再说火是从他家烧起来的，着火之后他又跟红军走了，怎么想都是他干的。那天，他娘从街上铺子里赶回来后，儿子不见了，居住了几代人的祖屋已是一片瓦砾。
有了这么一个儿子，她里外不是人了。红军这边的人说她这个地主婆的儿子烧了别人的家产，清乡团那边的人说她儿子跟了红军她就是匪属。中欣父亲那可怜的寡母后来就不知去向了。据说解放以后，中欣的父亲托地方政府四处打听过他母亲的下落，都没有打听到。中欣的父亲从此不再回乡。
赵部长说，那一把火几乎毁了赵家坪。他在五十年代初回去的时候，当年那些断垣残壁还原样戳着，上面烟熏火燎的印迹都还在。赵家坪的男丁本来就跟革命走了一半，剩下的逃的逃杀的杀，加上那场大火，几十年血雨腥风，差不多是个荒村了。直到三年灾害时，一些从四川河南逃荒出来的饥民在那儿落了户，才渐渐有了一些生气。到那时，赵姓已经是小姓了。
11
几年以后，赵部长得了胃癌。查出来时已经转移。中欣的父亲一知情，立刻打电话让中欣两口子马上去医院探望，说他尽快从北京赶来。那时，他自己也已是古稀之人了。
在病房里见到赵部长，他竟没有一点绝症病人的模样，正盘腿坐在病床上自己跟自己玩扑克牌呢，也没见人陪伴。赵部长说，我让他们都走了，还没死，都围着干吗？谈起病情，赵部长说，我早知道要得这个病的。
中欣问为什么？
赵部长说，我做过造孽的事呢，你爸没给你说过？
中欣说，什么事？没说过。你知道我爸那人，啥都不说。
赵部长很诡秘地压低了声音说，我吃过人。
那天晚上，赵部长讲了一个苦难又恐怖的故事。
1936年底，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结束了。一、二、四方面军先后抵达陕北。但不知为什么，还没有喘上一口气，上面又要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西征，去往宁夏青海一带，扩展革命地盘，开辟国际通道。那支部队就是刚刚组建便永远消失了的西路军――那是当时红军最强大的一支部队。
西渡黄河的时候，部队被打散了，一部分突出重围撤回陕北，一部分被敌人打得七零八碎，被迫向大戈壁深处逃去。
大戈壁上，只有望不到边的石头和风沙，没有水，没有粮食，连可以取暖的柴草都找不到。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特别冷，冷到你一摸枪管，就会把手上的皮肉粘下来。那一带是宁青马家军的地盘。马家军大多是骑兵，人强马悍，熟悉环境，呼啦啦一阵风地来了，刀劈马蹋一阵，又呼啦啦一阵风地去了。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西路军战士，又冷又饿，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西路军中最著名的妇女先锋团，最先过黄河，也是最先遭难的。一路上都能看到她们被冻死被打死被糟蹋死的尸体。那些尸体后来又被狼群掏空，只剩下一些衣物碎片和一副副白骨，看了让人哭都哭不出来。那些没有死的女兵，被敌人抓去之后，也受尽凌辱，许多也被折腾死了。那都是一些十八九岁，二十来岁女红军，她们刚刚跟着男人们一起走完了九死一生的长征路。
赵部长当时是连长，中欣的父亲就在他连里，那时他已经是排长了。他们连只剩下二三十人，一个个形同鬼魂，每天都有人倒下死去。一天，他们又遭遇到一支小股骑兵的袭扰――那时，马家军已经不把他们当一回事了，有时一个人骑了马就敢来冲他们放一阵子枪，然后玩儿一样离去。那天中午，太阳很好，他们便在晒得有些温热的低洼石滩上互相紧紧搂抱着打个盹。夜里他们是不敢睡着的，一睡着便会冻死。他们听见了大地远远传来的马蹄声，起身一望，天边有一股翻滚的尘土向他们逼来。赵部长说，打，总是一个活不成了。以往这种情况，他们常常将队伍分散，尽量避免和敌人发生冲突，即便被发现，也可以减少损失。但现在，他们已没有多少人可以分散了。中欣的父亲当时已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那时他大概才十七八岁吧？正是要吃饭的时候。他嗓子眼里挤出几个字：打，痛痛快快，打一仗。死了算！
那几个骑兵没想到突然遇到这么猛烈的抵抗，也没摸清楚对方到底有多少人马，远远围着他们转了几圈，打了一声唿哨便撤了。撤了不久，忽然看见一个骑兵又返了回来，在刚才转过圈的地方寻什么，也许是他太没有把红军当一回事了，也许是他太专注于找东西，他渐渐走进了红军的射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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