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姐妹五个，三女二男。大姐北定生的是儿子，名字早已起定－－再说对方家是独子，要人家改姓说不过去。二姐没孩子，她说她不要。大哥生了个女儿，二哥也是个女儿。
中欣说，爸爸从来不信这一套的，怎么现在想起这档子事儿来？
那时，中欣父亲正经历着文革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精神危机。从中央党校出来，在某部副部长的位置上还没有待上两年，一纸命令下来：退居二线。再不久，一刀切，回了家。六十多岁，便开始了干休所小院里的养老生活。不管怎么说，文革时他还在台上－－虽然常常是在批斗会的台上，但他毕竟没有退出中国革命的舞台。他们这些人，已经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从里到外地政治化了。他们没有想过死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在家养老等死的心理准备。他们只准备了在战场上战死，或最后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两种死法，是他们逃避死亡恐惧的最好方式。现在，一批最不怕死的人，开始恐惧在无所事事中向死亡一步步走近。
回家后，中欣父亲的身体一下子就衰落了，人比当年文革中挨批斗的时候还消沉。中欣记得，当年每次挨斗回来，父亲一进门，刚摘下牌子，便中气十足地骂起人来。拉起窗帘吃鸡，或者情绪激昂地写申诉材料。那实在还是一副亢奋的战斗状态。
中欣的妈妈说，你跟杨可可和你公公商量一下，他们不同意就算了。
中欣说，不就是个姓名吗，他们不会不同意的。
几天后，中欣便在床上给可可和公公各写了一封信。果然，可可和公公很快地回了信，说孩子是两家的后代，跟谁家姓都一样。可可还说，咱杨家孙子多，眼下已有四个了，往后说不定还会有一两个，就把咱的儿子贡献给老赵家吧。他在这段话后面的括弧中加了一句：此话不要让你爸知道。
中欣的父亲让自己的外孙姓了赵，还正正规规地按赵家的宗族字派给外孙起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传统名字：赵归华。赵是他老人家的姓。归是赵家的宗族字派，华是振兴中华的华。老赵家的字派是十二字一轮――承，平，盛，世，天，下，归，一，芳，泽，万，代。轮到中欣的儿子，该是“归”字辈了。中欣这才知道，这样算来，自己该是“下”字辈的。心想，幸亏老爷子当初没按老规矩给他们几个孩子起名字，要不然名字中间嵌个“下”字，怎么也不好叫的：赵下蛋？赵下棋？赵下车？赵下河……她对父亲说了自己的后怕。父亲说，你们女娃儿，可以不按字派来，你们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中欣问父亲他原来按字派起的名字叫什么。老人狡黠地一笑，说，老子不告诉你。中欣便胡猜：赵天狗？赵天堂？赵天水……老人憋了半天，噗哧一下笑出声来，骂道：鬼丫头，敢开老子的玩笑！
那是中欣回家后见到父亲最欢乐的一笑。
月子里，中欣的父亲每天都要来看外孙许多次，有时半夜也爬起来看看。偶尔听见孩子的啼哭声，便会在被子里大叫起来：中欣－－中欣－－给我华儿吃！你把我华儿饿死了－－你把我的华儿压死了！
中欣的妈妈说，小孩子是要哭一哭的，不哭就有毛病了。你这么大喊大叫，把他还吓着了。
后来赵归华哭的时候，老人便一骨碌爬起来，披上衣服，径直闯进中欣的屋子，狠狠地说：你就知道自己睡！中欣哭笑不得地说，您没看见吗，我这儿正给他换尿布呢！我的儿子我不知道疼吗？您把自己折腾坏了，我可担待不起！
一次，中欣的妈妈说，真是隔代亲。当初五个孩子，一个一个下地，你看都没怎么看一眼，谁的生日在哪一天，至今你也没弄清楚。老人犟嘴说，我一次就给你请了两个保姆。
中欣的妈妈说，所以呀，孩子们跟保姆比跟你亲。
老人这才不做声了。
儿子满月后，可可请了几天假，来京接母子俩回去。启程那天，中欣的父亲很沮丧，一早起来直到吃午饭，闷在自己的房里不出来。临行前，可可一家三口去向老人道别，老人从大书柜里拿出一只牛皮匣子递给可可说，这是一架德国造的望远镜，我的战利品，送给华儿。可可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小小的距离，说，他两眼才长这么一点开呢。老人说，长大快得很。
可可谢了老人。在将望远镜装进旅行包时，可可发现，在斑斑驳驳的皮壳上，已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了：“赵归华孙儿留念。爷爷赵耀”。
老人破天荒地为他们要了一辆小轿车。在中欣的记忆中，父亲从未单独给家人要过车。
这个被命名为赵归华的小男孩的出世，给这两家人带来许多微妙的变化。这个浑沌未开的小人儿，既是可可的儿子，可可父亲的孙子，同时也是中欣的儿子，中欣父亲的外孙，这都是不可更改的血亲关系。于是，可可的父亲与中欣的父亲，这两个曾在两个营垒中遥遥对立，又天远地隔的老人，因了这个第三代，生出了一种特殊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