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宝在与当时著名书法家杨维桢交往中，就深得“切磋之惠”。杨亦为陆著论笔书。
“吴兴笔工”施文用亦为“湖笔”翘秀，明中期曾“造笔进御”，其贡品“有细刻小标记云笔匠施阿牛”，明孝宗“鄙其名”，恶其俚俗，令改名施文用，后来，施以技高扬名。
由于绘画与书法艺术的发展，绘写工具分工也越来越细，毛笔也开始出现画笔与书笔的区分。《遵生八笺》中的《燕闲清赏笺》里就说：“余取杭人旧制笋尖笔桩最佳，后因湖州扎缚笔头为细腰葫芦样制，杭亦效之，最为可恨。初写似细，宜作小书，用后腰散，便成水笔，即为弃物。杭笔不如湖笔得法，湖笔又以张天锡为最，惜乎近无传其妙者。然画笔向以杭之张文贵首称，而张亦不妄传人……扬州之中管鼠心画笔，用以落墨白描，佳绝。水笔也妙。”由这段记叙中，我们知道当时对写字作画用笔要求各有不同，看来当时画笔以杭、扬所产为佳，其中又有区别，杭州张文贵所制画笔最好，而扬州的中管鼠心画笔“用以落墨白描，佳绝”。然而，书写还以湖笔为最好，是杭笔模仿不了的。笔种的分工与专门化，反过来也促进了书画艺术的发展。从这些也可以看出，明代制笔技艺已达到了极高水平。
明代著名笔家，湖州地区除上面介绍的陆、施等人外，尚有张天锡以及《笔史》上介绍的王古用等。江南其他地区，除“杭之张文贵”外，尚有许颖、刘节文、傅子封，以及郑伯清等。
清代制笔名家，据《笔史》上说：《朱竹垞〔cha茶〕集》赠笔工钱叟序中写道：“我朝名人诗文集中，标笔工姓名者，当复不少，予寡陋疏懒，不能遍检录出，倘有好事者为予补之则幸甚。”由此可知，清代笔家“当复不少”。但“遍检录出”工作一直未做。梁同书除录有朱彝尊提到的钱叟外，又补十几位。其中有刘必通、孙枝发。梁同书说：“今世京师散卓水笔，此二家最擅长。”梁又说：“夏岐山、沈茂才、潘岳南、王谔廷、陆锡三、姚天翼、沈秀章、王天章、陆世名，以上九人予常用其笔，歧山、岳南制尤佳。”梁同书还为已亡故的夏岐山、潘岳南写诗悼念：“曾闻笔是文章货，健锐圆齐制必良，可惜夏潘亡已久，一番抽管一悲凉。”表达自己对两位制笔良匠去世的“悲凉”、惋惜与深切怀念。
此外，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提到笔工王永清，说他制笔精良。书中还叙述了清代湖州笔工到其他地方发展制笔业的情况。如湖州善琏镇笔工王兴源，到江苏扬州开拓制笔业等。从清初直到近代，全国各地开设笔庄的，如北京的戴月轩、贺连清、李玉田，以及前面提到的刘必通、孙枝发；上海的周虎臣、李鼎和、杨振华；苏州的贝松泉等，大都是湖州善琏镇人。湖州笔工外流到京、沪、江浙各地，将制作“湖笔”的高超技艺传播开来，从而推动了各地制笔业的发展，对文化事业的繁荣起了巨大的作用。清代也出现了一些集产、供、销为一体的笔庄。据传乾隆初年，湖州王姓笔工，在京卖笔，其时正值闱试，某举子购得其笔，竟中状元，王笔立成奇货，人人争购，遂号其笔为“一品笔”，王后在湖州建场设肆“王一品笔庄”。
“湖笔”兴起之后，宣州笔业渐趋凋敝，但仍有一些工匠，保持“宣笔”传统工艺，继续生产。据记载，至清代仍有“刘、程、崔三姓聚族各千余家，强半攻其业”(《素壶便录》)。此外，流散的宣城笔工，也有一些依附于墨业，使不少墨庄也能制作毛笔，出现了兼制与兼营毛笔的墨店。其中有些还兼营纸业，出现全面综合经营文房用具业的商家。这也是文房四宝业的新发展。
明清时代，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日常活动中，毛笔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文具。从而也促进了制笔业的发展。柔软圆转的羊毫笔，坚硬锐利的紫毫笔，刚柔相济的兼毫笔，坚挺锐健的狼毫笔等，各种特性应有尽有，相辅相补，各扬其长，出现了毛笔品种的完整系列，形成具有不同功能的笔种体系。
明清两代，羊毫笔盛行。以羊毫制笔虽较早，但明以前，纯羊毫笔使用很少，书写绘画多用较硬的兔毫、狼毫或兼毫。 自明代起，羊毫才真脱“颖”而出，明代文学家瞿佑在《羊毫笔》诗中称赞说：“刚柔何必吹毛.问，耐久真堪作友朋。”清代乾隆皇帝以及高官显宦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等人皆喜使用较紫毫、狼毫柔软的羊毫笔。邹缨齐紫，上行下效，羊毫笔更加盛行。如邓石如、伊秉绶等书法家，用羊毫笔书篆、隶，婉转自如，流畅舒展，别具一番新趣。湖州盛产山羊毛，以锋颖细长，粗细均匀，柔润适宜而著称，特别宜做长锋羊毫笔。羊毫笔的流行更加促进了湖州笔业的发展，时至今日，羊毫笔仍是湖笔中主要品类，也是书画界最常用的笔种。
明清众多制笔名家不仅在笔毫上大展技艺，各显其能，在笔的外形上，也多彩多姿，有管笔、斗笔、楂〔zha扎〕笔(楂笔笔管短粗，宜书大字)等。在管料上更是各显其华，穷尽奢豪。有金管、银管、镂金管、玉管、瓷管、象牙管、犀角管、琉璃管、斑竹管、琮竹管、紫檀管、花梨管、漆木管等，真是林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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