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如果洒水，扫过后又会留下一道道的印迹。闻一多要求孩子们既不洒水也不能扬起尘土，让他们像刷油漆一样不离地扫过去，轻轻提起，再扫第二下。擦煤油灯罩亦是如此，闻一多要求里里外外必须通明透亮，不能留一点油烟痕迹和手印，边擦边对着阳光细心检查，发现不干净就再补擦，直到完全满意为止。
联大教授刘文典应大盐商张孟希之请，到磨黑为其母撰写墓志铭，滞留甚久，耽误了联大文学院的课程。闻一多认为刘吸食鸦片，又耽误课程，不足以为人师表，故未再续聘刘文典。王力等几人前去向闻一多求情，闻怒道：“难倒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最终还是没有续聘刘文典。
一位联大学生回忆闻一多说：“闻先生胡须尺长，而火气很盛，一般同学都很敬重这位‘老当益壮’的文化战士。有一次当众演讲，他高声大叫：‘砍我的头，我也要说！’那气概太动人了！”
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说：“我的性格喜欢走极端，我对一切旧的东西都反对，希望最好一点也不要留。”
在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教授们生活困顿，王力被迫写小品文换稿费，闻一多斥之为“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
在昆明时，闻一多与晋宁县卫生院院长王子翰常有往来。昆明市市长陆亚夫等人慕闻一多之名，请王邀闻吃饭、写字，闻拒绝道：“我是研究文学的，我研究的东西他们不懂，我也不愿意同这些官吏绅士来往。”
抗战期间，闻一多的友人因公从重庆到昆明时，前去看望闻。眼见闻家如此困顿，朋友劝道：“何苦这样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接待。”闻说：“你如不嫌弃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好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你那儿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为了不沾这“官气”，闻一多之后毅然与这位好友断绝了来往。
陈梦家是闻一多在青岛大学的学生，后与闻同到西南联大任教，他与闻一样，常不修边幅，师生二人相处颇为相得。某次，闻在一短简中称呼陈“梦家吾弟”，陈回称闻为“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狠狠地训斥了陈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闻是不肯稍予模糊的ib.。
一天，闻一多讲《尔雅》课，正好联大教授罗常培出国讲学，学生要去送行，都无心上课，闻生气地对学生们说：“要上课不上？”又指着给罗送行的布告上“罗系主任”几个字，说：“写莘田师不是更亲切吗？为什么把官僚的一套习气搬过来！”
制造“一二·一”惨案的云南省主席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想请闻为之治印。他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闻一多断然拒绝。
吴晗回忆：“一多的气质是刚性的，肚子里有什么，嘴里说什么，从来藏不住话。而且，受不了气。在乡下住，明白了农民的苦痛，他会气得说不出话。谈到政治上的种种，越谈越多，他会一晚睡不着，辗转反侧到天亮。朋友间一言不合，会得当场吵架，眼睛都红了，口吐白沫。等到误会消释以后，又会握手言欢，自动赔不是。这两年，经过磨炼太多的忧患，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即使在极不快意的时候.，对任何一个来访的朋友，温言悦色，从无倦容。并且，他还有一套说服人的本领，左说右说，连求带劝，一直说到对手同意方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