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半跪礼。几个德国教官对穿着无异议，但无论如何也不肯行跪礼，他们说西方没有跪礼。张之洞一时犯了难，辜鸿铭便主动请缨去说服德国人。
辜以纯正流利的德语对德国教官说：“先生们，每个礼拜日，你们都到教堂去，跪在耶稣面前，虔诚忏悔。在尊敬的德皇面前，你们不是也要跪吗？向心爱的女人求婚时，也经常下跪。所以，行跪礼绝不是我们东方独有的。在欧洲，跪礼的历史，怕不比我们中国短呢。”德国教官辩解道：“辜先生，你们的张总督大人当然也值得尊敬，但怎么好和耶稣、日耳曼大帝相比？”辜立即反驳道：“在中国，跪和半跪都只是一种礼节而已，只是为了表示尊重和敬意。对中国人来说，对自己尊重的人行跪拜或半跪之礼，还格外有一种君子的谦恭和客气。这也是做人的一种美德。”
德国教官无奈，只能同意在就职这日，穿清朝官袍，向张之洞行跪拜礼。此事在当时引起轰动。
1913年，袁世凯筹措“善后大借款”时，六国银行团的德国代表科士达因不懂中文，想找一个英文德文俱佳的中国人来做翻译，最后敲定最佳人选为辜鸿铭。辜自恃身价，张口就要月薪六千银元。银行团只得答应。
辜鸿铭的辫子是北大的一道景观，北大学生曾戏言，谁要想一夜成名，就等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的辫子给剪掉，第二天的中外报纸必会竞相刊登。
赵凤昌回忆，辜鸿铭对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很是同情。一次，他和辜外出，见某人力车夫在吸纸烟，赵说这名车夫不知道节省。辜却说，他终日劳苦，看见坐他车的人，人手一支，哪能不羡慕，所以他效仿，也是人之常情。
梁实秋也记载，辜鸿铭听不得乞讨之声，一听见，便出门施舍一两枚小银币，故而常常囊中羞涩。
高拜石回忆，在北大任教期间，辜鸿铭“虽老而不龙钟，开起腔来，诙谐百出，口若悬河，和后生小辈开谈，一谈便是一两小时，上下古今，渊博至极，但话谈完了，你得要识趣告辞，否则老先生一站起身，会扳着面孔下逐客令的”。
辜鸿铭对彩票并不反感，他说：“今日天下多穷无聊赖之人，有时购买一只彩票，得者无论矣，即不得者，亦尚可作旦暮希望，聊以博生人之乐。”
张勋复辟时，辜鸿铭在外交方面为张尽了力，梁敦彦便荐他做外务部侍郎。据说，张勋期期以为不可，理由是“辜鸿铭太新了”。
1919年8月间，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说辜鸿铭的辫子“立异以为高”，故“久假而不归”。文章刊出后，辜极为恼火，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打趣道：“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胡适回忆，1921年10月，王彦祖在家中宴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辜鸿铭、胡适、徐墀等人亦被邀请。入席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道：“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弥微吓了一跳，问为什么，辜答道：“因为你坐在辜癫子和徐颠子的中间！”众人哄堂大笑。
辜鸿铭曾说，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虽然学贯中西，但字写得很难看。陈昌华在《我知道的辜鸿铭先生》中说：“我曾亲眼看见他写的‘求己’二字，初看时，我不相信是他写的，他自己署名那个辜字中，十字和口字相离约摸有二三分阔。谁相信这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先生写的呢？”
辜振甫回忆辜鸿铭说：“鸿铭先生博古通今，或系在西洋受教之故，其运笔颇有特异之处，以‘古’之上半部‘十’字为例，常人多先书一横，再书以一竖；他则反是，先写一竖，始再加横。而其下半部之‘口’字，常人多先以左边一竖起笔，次则上边一横，继而右边一竖，最后底边一横完成；鸿铭先生则是上边一横往右直竖下来，嗣则左边一竖向右横去。”
晚年，辜鸿铭常常囊中羞涩，连买烟的钱都没有，但他却无怨言，常平静地对人言：“我的妻子擅长理财。”
周君亮记载：“武昌文莘书院曾邀福建辜某作学术讲演，此君一手提一解剖刀，一手提一死狗，在课堂上对学生解剖，讲述狗之生理组织，条理井然，甚为该校师生所佩赞。据闻此为辜鸿铭之孙，其人不修边幅，亦颇有乃祖之风。惜不详其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