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使大家都受到“感激奋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借违反报刊条例为名，禁止《民报》第24号发行，并以不申报发行所地址变更为由，对《民报》主编章太炎提出起诉。宫崎滔天闻讯，立即为之奔走声援，并请日本律师花井、后藤等出庭辩护，还亲自把有关资料译成日文，供辩护律师参考。同年，留日学生编辑的革命刊物《云南》杂志也遭日本政府勒令停刊。滔天又多方活动，终于帮助《云南》重新复刊。
宫崎滔天不仅与孙中山而且和黄兴、宋教仁等其他中国革命派领导人之间也有着亲密的友谊。1905年，滔天陪刚到日本的孙中山去找黄兴，一起在凤乐园餐馆吃饭，促成孙黄的联合和同盟会的筹组。1907年和1910年黄兴两次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之时，都把长子黄一欧寄托在滔天家。滔天待黄一欧就像对自己的亲子侄一样。1908年黄兴父子为躲避高利贷者之逼，也一度匿居东京小石川区宫崎家中。滔天虽然自己生活亦相当困难，仍竭力招待他们。1910年，黄兴自日本赴香港主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滔天也赶到香港，与黄兴畅谈革命的形势。回国后在日本报刊上发表文章，热情宣扬黄兴等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后，滔天在上海遇到黄兴，赞誉黄兴为革命操劳，“晚间三时才睡，清早六时就起床，而不感觉疲劳，真是精力绝伦”。1913年，黄兴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袁世凯通缉，再度流亡日本。当他得知宫崎滔天生活困难，慨然赠款帮助滔天营造新居，并为之题名“韬园”。1916年黄兴在上海病重，滔天又赶到上海探望，至今滔天故居还保存着黄兴病危时其子黄一欧写给他的短笺：“家严病危急万分，请宫崎先生偕佐佐木(日本医生)来救命，万急！”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逝，宫崎在上海参加了吊唁活动。1917年4月在长沙岳麓山举行国葬，滔天又特地从日本赶来送葬。宫崎滔天对黄兴的真挚友情深深打动了当时尚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的毛泽东和萧植藩(即萧三)，他们为此联名写信给滔天，称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还希望能“一望丰采，聆听宏教”(《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表达对滔天的仰慕之情。
同盟会另一位领导人宋教仁也是宫崎滔天的好友，经常来往。1906年10月，宋教仁患头痛病，住院也不见好转，滔天便主动提出接他到自己家中休养。宋教仁受到滔天一家的殷勤招待、照顾，逐渐恢复健康。养病期间，他们还在一起修订《孙逸仙传》。
位于东京丰岛区西池袋的宫崎滔天故居里，至今还悬挂着孙中山书赠滔天的横幅“推心置腹”，黄兴为滔天夫妇所题横匾“儒侠者流”。在故居中还保存着宫崎滔天与孙中山、黄兴以及其他中国革命党人之间的大批信件、笔谈、题字手迹与照片等珍贵文物，是研究近代中日关系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宫崎滔天等日本朋友与中国革命者之.间的真诚友谊，将永远铭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